。因此，湖北荆州、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和江西南昌（公元771年）等地，相继建立起了摩尼教的寺院，回纥使者们也住在这些寺院里。公元807年，回鹘使者要求在洛阳和太原外再修建一些摩尼教寺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成为回鹘领土一部分的吐鲁番地区（原高昌国），摩尼教的发展也非常繁荣。观察摩尼教壁画和小画像，尤其是冯勒柯克考察团在回鹘亦都护（首领）旧居发现的那些，可以发现这一点。有趣的是，从这些小画像上我们还看到，在回鹘摩尼教信徒旁边还画有身穿白袍的摩尼教教士，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是已知最早的波斯式小画像。事实上，这些摩尼教教士们不仅把摩尼教带到了传教的地方，还从波斯带来了绘画技术，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绘画是宣传教义最有效的方式。回鹘的摩尼教信徒也出现在吐鲁番千佛洞的某些壁画上，最典型的就是穆尔图克壁画和柏孜克里克壁画。画像上的信徒们身穿华丽的长袍礼服，头戴僧帽，身边围绕着手持鲜花的女士们、仆役和乐师，这一切都证实了回鹘文化的丰富多彩。在吐鲁番的佛教壁画中，还有一些长着突厥-波斯式胡须的信徒（有点像今天的喀什噶尔人），他们像古代波斯的佛僧一样，头戴扁平的帽子，身后跟着骆驼群和骡子群，这让人联想到那些索格

狄亚那的商人们。正是通过那些商人，回鹘帝国才得以与波斯的各种宗教产生联系。最后，在吐鲁番的壁画里，还有一些精美的景教壁画。不过，吐鲁番回鹘艺术，尤其是柏孜克里克的回鹘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在回鹘瓦解之后的

一个时期，也就是公元840年以后的公元9世纪下半叶到公元10世纪初期（吐鲁番境内最精美的信徒画像似乎创作于公元10世纪初）。因为那一时期正好是回鹘人被赶出了蒙古地区，大批逃往吐鲁番，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汗国，才得以在吐鲁番发展回鹘艺术。

从波斯或波斯以外地区，回鹘人不仅借来了摩尼教，还从河中地区学到了源于叙利亚文的粟特字母，并在粟特字母的基础上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回鹘文）。公元9世纪，这种文字已取代了源于鄂尔浑河的古突厥字母。有了自己的文字，回鹘人创造出了属于本民族的著作，那是最早的突厥著作，他们把用波斯文写就的一些摩尼教经典，和用梵文、龟兹文以及大量用汉文抄写的佛经翻译成突厥文。于是，回鹘比其他的突厥-蒙古各族更加先进，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各突厥-蒙古民族中，回鹘人堪称导师。

然而，在获得文明的过程中，回鹘人的战斗力可能逐渐减弱了。公元840年，回鹘帝国都城哈拉巴勒嘎斯被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和库苏泊之间）的黠戛斯人（未开化的***）占领，回鹘可汗被杀，盛极一时的回鹘帝国就此瓦解。趁着回鹘衰落，公元843年，唐朝开始全面地迫害摩尼教教士，因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唐朝廷一直对回鹘这个过分强大的盟友心存忌惮。

黠戛斯人取代了回鹘人，移居鄂尔浑河上游回鹘帝国的牙帐城所在地，即蒙古的哈喇巴喇哈森与哈拉和林附近，成为蒙古地区的主人，直到公元920年前后被蒙古族契丹人打败，才返回叶尼塞河草原。然而，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蛮族部落却使已经走向文明的蒙古地区退

化到了野蛮状态。

失去了蒙古地区之后，回鹘西迁，一部分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地带的各个绿洲地区，包括哈拉和卓（或称高昌，古代吐鲁番）、吉木萨尔（它已成为突厥的别失八里城），以及焉耆和龟兹（公元843年）。另一批回鹘人被称为“黄头回鹘”，约在公元**0年或公元**6年居住在甘肃西部的甘州一带。甘州的回鹘汗国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028年被唐古特人（党项人）占领。公元10世纪，敦煌的佛教发展繁荣，由此可见黄头回鹘人一定是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国教摩尼教，而改信当地的佛教。别失八里-龟兹的回鹘汗国一直存在到公元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他们把自己的影响强加给吐火罗（更确切地说，这里原是印欧种龟兹人的领地）。这一地区的回鹘人在继续发展龟兹文化的同时，创造出了一种有趣地融合了佛教、景教与摩尼教的文化。但也正是在这里，摩尼教迅速衰落，成吉思汗时期，别失八里-龟兹的回鹘人不是信奉佛教，就是信奉景教。

随着回鹘人移居到吐鲁番和库车，古印欧语地区的突厥化逐渐达到了顶点，但这种突厥化很可能是分阶段实现的。在某一个时期内，由于回鹘与土著居民融合，当地出现了会说两种语言的居民。这一点在***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