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元宵节，一大清早大街小巷便鞭炮声声。

局里其他不太重要岗位的同志都放了假，准备过元宵节，其余警力则准备在元宵夜在闹市区值班维护节日治安，而我们专案组的全体成员依然坚守岗位，按照周副局长的要求，我今天要和专案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参与对锁定嫌疑人的讯问。

当我来到刑侦大队方远山的办公室时，看见方远山、石岳、吴迪正围在一起讨论，看到我进来，大家突然都安静下来。

我想，这份安静应该是对我的突然到来的一种防范吧。

我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悄悄坐下，准备等待领导们的安排，但是方远山却叫我：“汪小童，从北京回来了吗？”

“是的，方队长！”我慌忙站起身答应。

并且我发现，当方远山和我打招呼的时候，专案组的所有成员都对我投来友善的目光。

我猛然间明白，在我离开漠南市去往北京的这几天，在专案组对四起凶案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应该都知道了我的秘密，这是他们对我显示友善的原因，这友善里夹杂着同情，是所有人对不幸的弱者的一种同情。我，在他们眼里，其实也算是“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我只能依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陆树斌也走了进来。我走过去，低声说：“陆科长，我把您儿子的事跟我妈妈说了，她说应该可以的，让孩子照两张一吋照片给我就行了。”

陆树斌眼里露出惊喜，冲我点头致谢。

接下来，讯问就开始了。

当周副局长不在时，专案组的核心人物自然会是方远山。他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在任何场合都善于控制局面。

所以，他第一个开口说话：“同志们，对我们认为有嫌疑的八个人的第一轮讯问，是由我和石岳队长、吴迪三个人一起完成的，已经排除了其中的五个人，因为他们的确有不在场的证据。现在，还有三个人，我们认为有很大嫌疑，要进一步进行讯问。按照周副局长的要求，我们全专案组的同志都参与讯问，所以特意安排了监听室，还是由我和石岳队长来负责。另外，原来负责讯问的吴迪，换成法医科的陆

树斌科长。现在留下我和石岳、陆树斌，其余你们几个，就到隔壁监听室进行监听。我的提议大家同意吗？”

最后这句话，也仅仅是一句客套。我和吴迪几个人站起身，按照方远山的安排各就各位。

我跟随吴迪他们来到审讯室隔壁的监听室。

漠南市的监听室，并不像西方凶案电影中那样，有着完全现代化的监听设备，而仅仅是和审讯室一墙之隔，中间的墙壁上有一米宽的空洞，空洞上装着单面透视玻璃。这样坐在监听室里的人就可以看见讯问室，而讯问室的人则看不见监听室里的人。

我们都关掉传呼，或坐或站在监听室，等待讯问开始，吴迪和我站在一起。

方远山、石岳和陆树斌进入了讯问室开始讯问。

第一个走进讯问室的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多岁、神情猥琐的男子。

这人叫冯强，他就住在文化街，住处在“98.1.16”受害人齐阳家的后面一排，是一名无业吸毒者。据他自己说，案发时他在家睡觉。

1988年这个人多大呢？我看着他的脸想，同时，我也努力想从他那张颓废而蜡黄的脸上寻找江谦所讲述的他看到的那个人的影子，但是却没有。眼前的人给人整体的感觉是腐烂的、垮掉的，他不停地打着哈欠，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警察的讯问。

他坐在方远山、石岳、陆树斌的对面，整个人正对着我们。

先是例行公事的询问，这名叫冯强的二十五岁男子慵懒但是清晰地回答了提问后，又弱弱地反抗一了句：“你们上一次不是已经审问过我了吗？”

就在这句话话音刚落，我看见方远山站起身走过去，狠狠一脚踹在了冯强的腰上，这个瘦弱的男人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后，闭上了嘴。

我情不自禁地低声“啊”了一声，我身边的同事不约而同地侧脸看我。

我捂上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刑事讯问，我没有想到会有暴力。吴迪也看着我，他似乎对眼前发生的情景也早已习以为常。

不要采用暴力去讯问嫌疑人，这是梁教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因为嫌疑人会撒谎，而暴力就是催化剂，会使讯问的方

向更加偏离轨道，并且也违背法律精神。真正的讯问，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