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顾晓梦《风声》监狱里的伙食是每天一碗霉变的陈米饭，一条咸萝卜条，五天能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如果狱卒没有克扣的话可以有半斤肉，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

可就在这里，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汪兆铭却写下了著名的《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见到来探监的秦浩，汪兆铭先是一惊，旋即又觉得意料之中。

秦浩赶紧上前解释欧洲一行刚刚回来，埋怨汪兆铭做这些也不告诉他一下，商量一下。

汪兆铭知道刺王重罪，问斩只是时间问题，也就对秦浩再无什么隐瞒，兄弟两人终于可以真正的坦诚相对。

原来，为谋杀，汪兆铭已经是第二次出手了。

第一次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汪兆铭、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兆铭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

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

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兆铭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

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回去了。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兆铭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皇帝的父亲、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而第二次刚埋好炸弹就被人发现，成了阶下之囚。

“可你这种人体炸弹的做法，成功了是当场惨死，失败了就是现在这种关一阵子处死”秦浩说道。

汪兆铭眼睛一翻“从参加革命起，我又何曾考虑过个人的生死。”

“上次上海谈话时我就指责过你们革命党用将相之才当人体炸弹用，据我所知，大哥你25岁时就做了同盟会创始三大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作者注）中评议部部长。

也都算革命元老，这样做值得吗？”秦浩还在埋怨。

汪兆铭沉默良久，终于道出了革命党内的层层危机。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9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

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

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

“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

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

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