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应变能力和快速穿插的机动能力，再配合上小股狙击作战单位的袭扰和点杀。这样的战争场面使我受益匪浅，我认为这就是目下最先进的现代战争了。然而，在东非的德属殖民战场，却又给了我当头一棒。一种更新、更灵活、更让我激动心仪的现代作战模式，将我带到了更高层的战争殿堂。我象一个来自东方的孜孜求学的学子，徜徉在战争的圣殿门口，久久的伫足徘徊，细细的啃嚼着东西方战争艺术的差别和精彩。

福尔贝克司令官统领着12个营近4000名官兵，其中军官是清一色的德国人，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土著人，还有一小部分是欧洲志愿者。这样的驻外部队与其他列强的殖民部队一般无二，没什么新鲜的。看着主要由当地黑人组成的卫戍部队，刚从东线过来的我很是不屑一顾，这样的队伍根本称不上德意志武装部队，也根本没法和兴登堡将军麾下的第八集团军中任何一个步兵团相比。但是，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福尔贝克的率领下，从1914年七月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击败了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30多万的进攻部队，抗衡了对方130多位将军的指挥，令对方付出了六万多人的伤亡率。这种巨大的胜利，得益于司令官精湛的游击战法和我们总结创造的称之为特种战法的综合使用。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福尔贝克司令官在总结游击战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使用小股精兵进行精确突袭打击的新思维，经过参谋团队和以我、埃勒中尉等一众军中精英为骨干的执行团队的摸索、总结、实战、学习，在四年的铁与火的生死洗礼中，完成完善了一套极具攻击威力的作战理论。而实践证明，无论是在敌强我弱还是势均力敌的战场环境下，这种新型的作战模式，都凸显出它强悍的战术突然性、攻击的有效性，火力配置和人员编制的合理性以及战略和战术使用上的小大由之性。

我们团队集体创造的这种战法被我们大家称之为特种战。它几乎颠覆了视正规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军队的传统理念，在西方军界中，其作战理念、训练方式、人员编制和火力配备，实战中的战术应用原则等等，都已经远远的走在了英国的前面。可惜，随着《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的签署，我们作为战败方回到了德国。根据协议规定，德国只准保留10万军队，其余上百万官兵一律退役回家。我们还没来得及将这种新型的作战方式汇总呈报，我和我的同伴们就被迫脱下了军装，变成了解甲归田的平民。

战败后的德国弥漫着失败颓丧的悲观主义情绪，巨额的战争赔款和极度匮乏的物资供应，令每一个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倍感精疲力竭的军人万念俱灭，而这种已被我们使用的玲珑适手、得心如意的作战模式，也随着战幕的垂落而沉溺在莱茵河中了。”

熊步云无比落寞的娓娓叙说着，那双曾经精芒四射的眼神中正在跃跃跳动着熊熊炽燃的火焰，思绪深深地沉浸在青春热血泼洒的战场上。何应钦静静地聆听着，心中却狂澜潮涌，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他的视界是有局限性的，这种视界的局限性又桎梏着思维的散射性。作为中国军界的上层建筑中的决策者之一，作为羽翼中枢戎幕的高僚，他知道他今天听到的一切是多么重要，或许对未来的中国国防建设或是中央的部队建设都将是大有裨益的。何应钦希冀的目光定格在熊步云那张粗犷勇武的脸上。

“记得刚到司令部报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有个两三个月训练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再回到第八集团军，回到欧洲战场上，用一杆狙击步枪成就我的中国式的英雄梦想。谁成想英国人派出舰队彻底封锁了海上通道，我们回不去了。而福尔贝克司令官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的邀请我们留下来，与他一起抗击英国人。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我开始喜欢上了那里，喜欢上了司令官。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游击战专家，他与那些刻板教条的德国军官不同，或者说他是德国军人中的异类。他的战术讲究灵活，且能应势而变，面对数倍强敌，他不怯战，而是主动出击，他只打巧仗，不打蛮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有机会就扑上去咬对方几口，没机会就耐心的窥伺等待。从他那里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战术上的灵活性。

福尔贝克在治军上是比较典型的德意志风格，纪律严明，赏惩分明，对事不对人，所以部队中无论是白人、黑人都对他十分敬服，后来也包括我这个东方黄种人。福尔贝克在1900年到过中国，参与过镇压义和团的战斗，虽说他对当时的清廷印象不好，但他却对中国的国术十分敬畏。在知道了我还兼任搏击教官后，他让我和他的卫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