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似要剥离现实的时空外面附着的某种包裹，艰难的穿过岁月的层层岚雾，熊步云陷入了深深地往事追忆中，那张因时光的刻刀在脸上留下的浅浅额痕的脸上，依然刚毅勇武，深邃的目光越过对面的何应钦，瞭向远方虚空的世界。

“记得那年我在德国普鲁士武备学校借读进行语言补习，正准备进入波茨坦军事学校正式学习德国现代军事的时候，适逢欧战爆发。德军开始招募猎户和射击俱乐部的射手到军队服役，并大量征召有射击爱好和特长的志愿者参加狙击手训练。我的德语老师鼓励我参加狙击手训练学校，因为我曾经陪同他打过猎，他知道我的枪感和枪法极好。那时我正年轻气盛，守不住孤寂和安静，只道千学万学，不如上战场真枪实弹的操练几次来得直接刻骨。

于是，在我德语老师的举荐下，我以唯一的亚籍志愿者的身份进入了训练学校。现在想来，学校的科目训练并不复杂，射击、伪装、野外生存、观测侦察、目标判读、潜伏、阵地狙击、野外狙击。这些对于我这个有着国术基础又在日本读过几年军校的人来说，学习掌握起来很容易。

预计一个月的突击训练还没有结束，事实上只训练了15天，我就被提前分到了第一预备军，到东线参加了马祖里湖战役。第一预备军隶属于兴登堡司令官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在比绍夫斯堡南部的战场上，我生平第一次开枪杀人。当我手中的毛瑟狙击枪‘砰’的一声响起的时候，我能清晰地感觉到7.62毫米子弹离膛出击时的狂热战栗，透过光学瞄准镜的十字分划线，我清楚的看到了我的第一个猎物——俄第六军的一个年轻的军官左胸绽放出来一朵妖艳的红花。

随行负责进行实战训练的指导教官埃勒中尉事后告诉我，他从没有见过士兵第一次杀人后像我这样冷静的，狙击防盾后的我当时双手并未出现激动的颤抖，也没有出现其他新兵一样的生理亢进反应，而是据枪瞄准了下一个活动目标，再次果敢的扣动了扳机。

其实，教官不知道，那个时刻的我激动得想流泪，想跃起呐喊。想我泱泱中华近百年的屈辱与衰卑，全拜这些西方洋人所赐。这些金发碧眼的洋杂种们在中国趾高气扬的扮演着上帝和禽兽的角色，将我中华民族的自尊狠狠地踩在皮靴下。一代又一代的前辈们反抗的呼号犹在耳畔。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那时年轻的我胸膛里始终熊熊燃烧着一团无名的火焰，那火焰时时刻刻烧灼着我的心，在枪声响起的刹那，竟倏然得到了释放，我知道我找到了宣泄的通道。在西方的战场上，西方人之间的战争中，我不管你是谁，所有侵略过、欺辱过我中华的外国人，统统都将是我狙击枪下的亡魂。打死他们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因为我是在为中华复仇！我是在为民族雪恨！

当时偏激狂热的我很快地第一天就迷上了狙击战。没过几天，我就厌倦了躲在堑壕狙击防盾后的定点狙杀，我向教官请求进行野外狙击。于是每天黎明前，我一个人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的潜入无人地带设伏，晚上一个人再悄悄的返回营地。后来甚至潜入俄军警戒的后方。凭着多年练武养成的灵敏感应和身手，我几次躲过了死亡的召唤。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技战术越来越成熟。每天的野外狩猎竟让我乐此不疲。

在坦嫩贝格东部科穆辛森林地区围歼俄第二集团军时，我的狙击战绩已经突破5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官，并曾独自一人机缘巧合的俘虏了恰从我的潜伏地撤退逃跑的俄第23军第2师的一个溃散的连队30多人。那时我真太年轻，所谓艺高人胆大，也没想那么多，见是溃兵，便眼前一亮，运气大喝一声，从伏击的树上一跃而下，抬手一枪就打爆了领队军官的脑袋，几脚踹飞了要靠上来的士兵，当着那些已毫无斗志的溃兵面儿，拔刀抹了他们的脖子。那30几个俄国兵见了，丢弃了武器，乖乖的跟我回到了营地。

据说此事经我的指导教官汇报上去后，第八集团军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破例授予我这个东方人准尉军衔，任集团军狙击训练学校射击助理教官和搏击教官。民国四年（1915年）春，我和我曾经的狙击教官埃勒中尉奉命去支援鲁登道夫将军的一个老部下，我们率领一个狙击作战单位（12人）到德属东非殖民地向卫戍司令官莱托福尔贝克中校报到，负责对其所属部队进行狙击手的筛选、训练和作战配置。

我原以为刚刚经历过的欧战东线战场，使我理解了什么是现代战争，无非就是大兵团对阵，双方比拼火炮重火力，比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