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抄起木槌，一起抡圆它砸钟又快又狠，数够十下把木槌塞进对方的手中就跑。姜宏伟和赵宝金是真不想当孙子，坚持砸够十次后被杨大鹏和李二逮住。

漆黑的夜里，这钟声连响两通。按照约定，大钟急响三通就是警报。两通也足以让人们相信有地方失火，拎着水桶的、扛着镐头的、掐着铁锹的跑来一大群，不见火光，黑灯瞎火的，人们摸不着头脑，只能交头接耳互相打听。熊孩子们早都冷锅贴饼子——蔫溜。上气不接下气的狄支书不是跑来累的而是气的，脱下鞋就拍姜宏伟和赵宝金。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被罚站一上午，气成七荤八素的狄支书又脱下鞋拍屁股，陪着拍的人还有高瑞和赵校长。

下午，大门口站立多年的木架子被放倒，大铁钟落地。没几天大铁钟又被高高地挂起，换了地方站到大队部的窗户前。因为经常停电，狄支书还要晨起敲钟。

不久，宝庆忠和杨梓林惊奇地发现，后半夜很少停电，星期天的白天有时有电，星期天的夜里整宿有电。全公社就松岭门大队和三家子大队有加工厂，十里八村的人赶着大车夜间来加工米和面。大队高会计收钱多在夜间，他干脆住进大队部，大队部晚上加餐。就因为爸爸是会计，高永泉也到大队部蹭吃蹭睡的。从此，进村工作组的派饭结束了，不管来多少人都吃住在大队部。

因为白天很少有电，人们还心存侥幸，太阳落山以后的掌灯时分，不自觉地拉开关，家里多人重复这个动作，所以开关最终的状态难以确定。后半夜睡梦中突然亮灯，一家子人梦中被晃醒。杨大鹏的爷爷对不闭开关特别反感，被窝里坐起来把被子从后背围到胸前，只露个脑袋开骂：“败家子，一群败家子。”此时电灯关闭，人昏昏欲睡，老人骂累了只好去睡，三来二去的，这夜骂传出家门，成了他们的家骂。田宝坤说：“这老头呀，盯死这电灯的开关。”老人说：“这是钱买亮。”烧火的时候不让开灯，他说：“那不是有亮吗。”刷碗不让开灯，他说：“点洋油灯。”串门子唠嗑的时候不开灯，他说：“用耳朵嘴巴也不用眼睛。”

东队的‘场院’起用了，就在小队部院子西边，土地平整后淋水碾轧瓷实的场院用潮湿的谷子秸秆盖着防止日光暴晒，窝铺里已经入住看护人。

一捆一捆的高粱头铺在房顶上晒着，远看红红的一片。清晨的家雀成群结队，一鞭子抽过去能打死仨。谷子头朝外根向内堆成圆柱状，黄黄的一垛，晴天能晾晒，雨天能防雨。两个木头架子已经堆进苞米棒子，豇豆、黄豆、黍子、芝麻不多，一簇簇地立在场院的一角，小队部的仓库里都是棉花和地瓜。

秋收过后这里是中心，热闹非凡，熬冬经春过夏度秋的忙活，三十五户人家的一年收入全在这里，防火、防潮、防盗、防鼠，还防天上的鸽子和麻雀。

一连几个晴天过后，妇女们分成两伙。一伙人搓苞米，一手一个苞米棒子，棒子互拧，苞米粒子散落一堆，苞米棒子芯是上等的柴火，最冷的天用来生炉子。另一伙人，人手攥拿着一把掐刀子，掐谷穗。

已经干透的高粱穗在场院中央铺成三个环形，园环的中心立着一个人，右手和右臂夹着一杆大鞭子，左手绾着一根缰绳，缰绳牵着的是一匹马，马拉着圆柱型石磙子，碾轧着高粱穗。马嘴带着荆条编的笼头，防备它偷吃高粱。马的眼睛用厚布蒙住，这块布叫“蒙眼”，想让马原地转圈，必须用蒙眼把它眼睛蒙住，不然马一步都不迈，任你棒打鞭子抽。要是让牲畜看明白，死活都不肯迈步，蒙眼是个好玩意，少了不行。打场的高瑞说：“蒙眼一戴，两眼一抹黑，原地转圈当成前进，妙就妙在心里正确。”

杨梓兰的弟弟二尕站在一个园环的中心，才多大点的小东西，喜欢牲口。红缨大鞭子他擎不住，鞭子把顶在脚边地上，右手抓着鞭子杆不停地摇，鞭子在空中转成车轮。左手揽着缰绳，身子眼睛跟着马头转圈，嘴里不住吆喝：“驾，驾。哼，偷懒，你想都别想。”他在替他爸爸遛场，他爸爸杨志山的烟瘾犯了，此时在大树台上抽旱烟。

大队部南墙的长条黑板上，刘老师刚刚书写完标语：农业学大寨！黑板太大，一行大字只占用了一半。字头上创造性地用彩笔画了一弧彩虹，五彩乍现。

磙子碾过，有人用五齿叉子挑起高粱穗，待到高粱粒脱净，把高粱挠叉到场院边堆起来。然后把高粱扫到一堆。逢合适的北风刮起，高粱堆前二人背风对站，人手一把木锨，把高粱散扬向空中，借助风力分开碎屑、高粱壳、高粱粒。这是个技术活儿，要求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