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州市一所对外开放的古宅里，还保留着一份咸丰9年的典妻契。上面清楚地写道：兹因侯保珍，久欠杨玉峰白银四十二两，实无力偿还，愿将妻子王氏押于杨某名下，为妻三年，所生子女为杨某后代，期满以四十二两白银赎人。可延期半年，过期不赎，王氏将永远为杨玉峰所有。通人说合，两厢情愿，立字为凭。

典妻这种陋习，因其天然的生长属性，在社会中存留下长期的足迹，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民生凋弊是民间陋间滋长的最根本原因。典妻也不例外。

一个家庭能售卖自己的妻子，多是发生在极端贫困的百姓中。这样的家庭，劳动力完全丧失，生活无以为继，能用于交换、以图糊口的资本只有人；特别是在战争和灾荒年代，这一悲剧频繁上演；

在中国的传统宗法制中，子嗣是一个家族延续的唯一象征，对父母的孝道和对祖先的崇拜都需要通过繁衍子嗣来推动。有些家庭过于贫困，无力娶妻，典妻就是他们获取血脉的唯一方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上，女性一直属于被否定和可以被牺牲的对象。当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时，女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家庭中最后的一个商品。

封建统治下的溺杀女婴习俗造成的男女失衡，也是催化典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清朝，溺女之风盛行，很多人认为残杀女婴可以增加获得男性后嗣的可能性，并为养育男性后嗣保留了有限的家庭资源。所以当男性子嗣成年后，则面临着男女失衡的困境。

典妻产生的原因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封建制度极端伦理制度之下的必然产物，要想消灭典妻，只有从根本上清除掉所有的屏障才能得以实现。

典妻：彻底否定女性为人的权利

典妻这一行为对古代女性造成了极大的荼毒，且不论频繁生育带来的生理上的危害，更严重的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趋服。

《为奴隶的母亲》中最后一段：“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这其实是春宝娘对未来的恐惧，从三年前的那一天起，她已经注定未来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三年。而在今后无数个的三年里，她将以自己的子宫为工具，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为不同的男人不停地繁衍后代。以春宝娘这样千千万万被典的女性，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绝望，但又不得不麻木地苟活着。

典去的是女人的**，丢失的是为人的尊严。

在这一场打着婚姻幌子的交易中，女人单纯是一个工具，没有谁甚至于她们自己，再将她当作人来看待。一个工具，从何而来谈尊严？

每一次的离开无一不是在彻底否定母子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羁绊。

女人离开家到雇家，完成任务从雇家回家，每一次都是在用被迫离去的方式，斩断母子之情的关系，背后的每一个孩子都不再是她的孩子。就像春宝娘，背后哭声，不管是春宝还是秋宝，都是刻在她生命中永远无法遗忘的创伤。

从外在的奴役变成女性的自我奴役。

在夫权至上的社会里，女性天生是被奴役的对象，天然地遵从于父亲、丈夫、兄弟。在面对这种畸形关系时，女性更没有话语权，只能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从心底完成了被迫奴役和自我奴役的转变。

耻辱的丈夫通过虐妻中重新找回自尊。中国从来就是夫权至上，男性拥有社会家庭中的绝对话语权。当丈夫将妻子典当出去时，也是亲手将男性的自尊送上了断头台。他们获得了物质的回报，也得到了羞辱。为了找回远去的尊严，虐妻成为男性转嫁伤痛的直接手段。

总而言之，典妻这一习俗是对数千年来形成的人伦礼俗、道德风范的一股逆势冲击，但残害最深的无疑是妇女。

典妻：法律的出台是为统治者挽尊

典妻长期存在也是对社会稳定发展潜在危险，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巨大弊端，所以也出台了相关法例对此进行管控。

元朝是第一个把禁止典妻列入刑法的。《元史?刑法治?户婚》中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姻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

《明筆?户律?婚姻》中也曾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80；典雇女者，杖60

以后，清律、民国法律都以典妻作了法律规定，以图从制度上肃清这种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