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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王兵败后，李白逃至彭泽，被投入浔阳狱中。李白在《南奔抒怀》中道：“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壮志付诸东流，反成叛臣，能不悲愤填膺？他多次在狱中上书申诉求援，呼吁当权者为自己昭雪冤屈。他悲愤的说：“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宗氏夫人在外也多方营救，他写诗感激她说：“很感激你同蔡文姬替董祀鸣冤一样，流泪向曹操请求赦免。”

不过李白名声在外，强力而有权势的朋友还是不少的，有人为他投书宰相张镐，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史中承相宋若思，也极力营救之，乃获释。

但是李白的暮年，生活潦倒，靠人接济，但是“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不久，史朝义杀死史思明，包围宋州。李光弼率兵抵御，六十一岁的李白闻听，毅然北上，请缨杀敌。可叹的是，这次从军，刚到半途九病倒了，不得不挣扎回到金陵。从此一蹶不振。这年初冬，贫病交加的李白来到当涂投靠族叔县令李阳冰。第二年，李白病重，自知行将不起，于是在“枕上授简”，将“十丧其九”的手稿托付给李阳冰。后来，李阳冰把它编成《草堂集》十卷。十一月，李白与世长辞。死前赋《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带着无穷的遗憾，怀着无限的悲愤和凄凉离开人世。

《旧唐书》：“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这个局面是太上老皇帝一手造成的，当初潼关失陷后，老皇帝曾下了最后一道诏书，“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诸镇。”其中，以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黔中等节度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署官署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

但实际亲嗣诸王皆养尊处优，畏惧不行，只有永王乘机出藩，他持有玄宗的这道明令，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天宝十四年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珦、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势大一方，才形成了如今的局面。

当年行朝成立，贺兰进明的奏疏就说“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璘为江南节度，颍王璬为剑南节度，盛王琦为淮南节度……璘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见《旧唐书·房琯传》。)

老皇帝当年下此诏的动机，已经不得而知，老太子李亨虽然肩负独撑北方战局的重大责任，但如前所述，似乎玄宗老皇帝对其究竟能有多大作为实在未寄厚望，或许有点其他别类的想法，但此一时彼一时，而现今的永王，却实实在在成为一位麻烦制造者。

李璘身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

但在目前这个局面下，没有太大的危险，永王没有举起叛旗前，始终是朝廷的亲藩，一些激烈的手段，不可能用在台面上。皇家内部的矛盾，涉及到朝廷和国家的威信，不到最后一步，不会轻易摊牌的。

北方实在没有需要我太在意的东西，

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后期，因为国力的匮乏，唐王朝对安、史手下重要将领采用了招抚为主的政策，只要其宣布归顺唐廷，即不问罪，并委以原职及保有所有权力。这是河北藩镇之滥觞，并由此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

但在这个时空，因为各种阴错阳差的变数和发展，却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问题，由于来自官军相对的优势和强大，那些叛军阵营的前降将，已经很难获得更好的条件，能象薛嵩这样投过来还能保留军队的，只是极个别例子，而且只保留了他的军队编制，主要成员都被打散整编。

到后期哪怕是象前叛将令狐鄣这样，带个大礼过来投降的，也只是给予一个优厚的头衔和职位，而坚决剥夺了实际的部属，其他愿意投降的，最多只给予一个拥有体面头衔的富家翁的保证，因此朝廷的贵人，需要操心的反而是，因为作战平乱有功，所形成的各个军人利益集团，可能做大的问题。

史家兄弟的内战，让叛军的势力，可以预料的已尽强弩之末，那位老狐狸一样精的河北都元帅郭子仪，只怕还在等待最合适的出手结束这一切时机，而李光弼正带着所有的马军在草原上，拿契丹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