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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现在的鸿胪寺，原本负责外事礼宾的外事接待机构，蜕变成一个带有浓重国营外贸色彩的商业机构，也是战争带来的变化之一，当然其成立的目的，是朝廷主持下用来聚敛商业利益，从丝绸之路这个对外贸易这个大市场中，割走一块的工具。西北那位度支宰相，努力开源节流，统一税制，减少过手的环节，就是重要措施之一……

因为地近中枢，并税之事，西北诸道可以说执行的相对最好，因为商业发达，一些地区的收益，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土地农业。虽然其中一波三折的难保出了武威胡乱这挡事，但反而进一步促成了朝廷对关税厘金的把握。

而从关内到河东到河北，越往北走就越人烟凋敝，虽然从理论上，执行起来已经没有问题，但是大部分看的见的收益，都被就近汇集到洛阳，用来维持平乱的军队，实际可以入税的人口，简直少得可怜。至于敢和龙武军做生意的那些军兵大爷们，虽然很有些商业流通量，但是基本没人敢不长眼的去收他们的税。

因此重头戏还是在南方广大没有受战火波及的地方，但是那些长久以来上下其手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却没有这么容易放手的。江东民变，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是税制统一的副产物，大量官员吏目籍以变本加厉的巧立名目，让浙江东道成为最先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

为了平乱而“暴刑暴赋”，在地方上“重加税率”，但是北方的输供又不能停，只能强征百姓劳役，让他们自带饮食来为官府出力，又缺乏调度和组织，在上峰高压下只求完成任务，不求爱惜民力，结果对人力物力浪费极大，搞的地方“物力为之损屈”，哪怕不在战乱地区青壮纷纷逃亡。

这时候，一个商业组织浮出水面，开始大量收拢这些逃亡者，以发财置业为名，将大量无活路的青壮骗到夷州去开荒，那里不愁没有地，只愁没有足够的人力。后来在江浙平乱的河南、淮西军，与海上里应外合攻克最后一个据点翁山县后，手头收降和俘获的参与天平军的乱民，已经达到十几万口，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青壮，他们可没有背上沉重包袱的觉悟，又不想杀俘，于是谋求到一纸集体流放的诏书，将分批装船全部就近发往夷州开荒。

当然，为了防止这些人，到了夷州后串联为乱，采取是商社承包开发的模式，由一个商团交纳一定保证金，负责看守和管理若干规模流人，深入岛内烧林开荒，然后以十年内产出的收益权，作为直属领的早期移民，则控制着港口附近和沿海平原的众多田庄、矿山和种植园，把持了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还有大量生番在山里，不怕这些人在深山老林里，会翻出什么事端来，只要乖乖的呆上几年，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也会磨掉他们骨子里经历反乱和杀戮残留的影响，改造成良民。至于在这过程中，可能被损耗掉的老弱病残，就不在人道主义的考虑当中了。

话说回来，对于西北朝廷的小动作和新状况，以我的立场和身份，是不适合直接质疑或是过问的，因此我的对策和回答，就是把这些年所收集到的曼苏尔的生平逸事寄一份回去，然后在风行长安到西北的那些文抄上，以大食风物记为名，刊载一段时间，看看朝廷那些大人们，会有什么反映。

毕竟西北这位陛下在历史上，可是有过为防止本国的武人势力过大，而宁愿去借回纥、大食这些外族兵，然后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放手抢劫，“所过之地、金帛子女，尽予取之”的良好记录。

唐人并不是不敢睁眼看世界的民族，只是多数时候缺少这个机会，卖国的罪名一旦被挑起来，可不是那么好承当的，特别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这样那些朝廷大老们，就是想借着不得已的由头，有所取舍的牺牲国家的利益，至少也有所参考和忌讳。

在这州而复始的处理和决定中，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终于送走了浑惟明的三万江陵水军，八县团练也被解散回家，水军学堂的架子，也在襄阳搭起来……

只是刚刚获得升职回成都朝廷赴任的窦家一行，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窦家那位艳名远扬的大小姐在船过江心的时候，居然意外失足落水身亡，消息传来在江陵城曾经有关无关的人中，颇引得一片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