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系党的

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乎软

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恶意中伤，

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

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年12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道提出

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危害

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这

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构

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

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

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

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的，

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认

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了周恩来在这

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也可

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苏区中央

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首先纠

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于

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反对

“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意见，有

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年初奉调回瑞金，失去了军权，改为负责一些技术

性的组织工作。

正因为此，诸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二苏大”的召开，都未令与闻。

之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由于周恩

来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替代的缘故。这一点正如同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

之所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于王明所说的“为了实际工作的便利”一样。

这种情况，从为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内部分工亦可看出：政治上由博古

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

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只由“三人团”一锤定音。“三人团”

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的“独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驻地。当时决定，

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据地

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

告诉他一个数字。

李维汉这样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

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

众一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