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能弄

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的总策略”，

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并且在实际工作

中有所制止和纠正。xiaoshuocms.net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时指出：青年团

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

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

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

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

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

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

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地表现在

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动的做法，

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

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动主

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左”倾盲动

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立三

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瞿秋白

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能范围内，

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

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

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

党的方式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

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他们联

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

“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借以为资本的与

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误的。”强调指出：

“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

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月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明到

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经无

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

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于事，

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

没有作什么辩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