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kanshupu.com”其中《万象》的批评是指迅雨名翻译家傅雷的笔名。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发表于《万象》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而《杂志》的批评是指胡兰成发表于同年五、六月两期的《评张爱玲》一文。而张爱玲发表于《新东方》的《自己的文章》，后来又重刊于同年十二月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中。

在《新东方》月刊不易得见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遂误以《苦竹》所刊登者为首刊；而唐文标则以此次集评茶会为据往前推，认为当见于七月份之《新东方》。但据研究者邵迎建二一年发表的文章指出，她从上海图书馆查到《自己的文章》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号的《新东方》第九卷第四、五期合刊里，亦即较唐文标的推论提早了两个月。

邵迎建并指出关于张爱玲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自唐文标先生认为“因《万象》刊登了迅雨的批评文字，张爱玲大怒，立即在《新东方》中写《自己的文章》反辩”以后，这一说法成为定论。然而《新东方》的发现证明这一说法未必十分正确。因为《论张爱玲的小说》刊出日期为五月一日，而《新东方》五月号是五月十五日出刊，两者前后相距只半个月，应该是还来不及回应的。

真正的起因应该是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新东方》中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一文，文中胡兰成批评了当时的文艺杂志与文人，称他们或为拿官方津贴的皂隶，或为专写前朝掌故或近人轶事供官员们消遣的侯门清客。但胡兰成对苏青刚创办不久的《天地》月刊，却颇有好感，认为有些“泼剌的作品”，其中特别提到张爱玲的《封锁》一文，称其“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在用数百字介绍梗概后，胡兰成评道：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的。当年胡兰成读完《封锁》后，透过苏青，执意要见张爱玲，见了面后，便滔滔不绝地评论张的作品。从《皂隶·清客与来者》文中，可以看出那时胡兰成更关心的是“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大主题，他视《封锁》为珠链式的小装饰，颇不以为然。然而后来他坠入了情网，文艺观也随着张爱玲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那是后话。因之，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云：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这些话可说是针锋相对地回复胡兰成的。邵文又指出从内容上也可证明，文章前面用了七分之四的篇幅针对理论、斗争、时代等关键词谈自己的创作主旨，而这些概念恰恰是胡兰成最爱用的。至于后半部才对迅雨《连环套》“欠主题”的批评做了回应和辩解。很可能是成文后读到迅雨的文章，临时再加上去的。尽管如此，《自己的文章》可看作是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宣言，而迅雨的批评，亦有他的文学视角，一为创作者，一为批评者，两者之间的对话与误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涵。傅雷署名“迅雨”所写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当时甚至到后来，许多人都不知作者是谁，如唐文标还曾怀疑过会不会是批评家李健吾，因为在上海沦陷期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先前由英、法、美等国控制的苏州河以南的上海租界区，从此时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的三年零九个月，是为上海沦陷时期；而所谓“孤岛”时期，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队撤退以后，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历时四年一个月。“孤岛”时期，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处于日本占领区包围之中，但又与外界保持多方联系，所以“孤岛”并不“孤”，它形同一个号称“中立”的地区。张爱玲在文坛出现已是上海沦陷时期，因为在“孤岛”时期，她还在香港大学念书。许多文化工作者多数不愿写文章，即使发表，也用笔名。因此张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在一九五二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再度赴港，次年结识宋淇夫妇，并成为好友。宋淇告诉她迅雨就是傅雷，宋淇说：“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这也正合她在《自己的文章》所说的“……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