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是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在戴维营定下来的，目的是讨论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缓和冷战气氛。yuedudi.com会议的召开日期先是定在1960年4月27日，由于美苏两国的意见相左，一改再改，最后定在1960年5月16日。

5月14日、15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先后抵达巴黎。16日，四国首脑会议在爱丽舍宫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24人，除了四国首脑即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以外，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美国国务卿赫脱、国防部长盖茨等人也参加了。

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便抢先发言，提出u一2飞机事件，指责美国。他怒斥美国u一2飞机在5月1日及以前的侵略飞行，“我们不能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在首脑会议前夕对我们采取这一挑衅行为。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就会在友好的气氛中在这里会晤。”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就此事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否则，“会议就没有必要现在召开，而应推迟6～8个月”。

对于赫鲁晓夫的讲话，艾森豪威尔作了辩解『性』的答复。他重申了美国有必要从事情报活动的理由，并说这些活动没有侵略『性』的意图，只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以免受到“突然袭击”。艾森豪威尔显然不想对u一2飞机事件进行道歉，不过保证说，这类间谍飞行在u一2飞机事件之后已经停止，“我不知道下任总统会做什么决策。但是，无论在这次会议期间，还是在我今后的任期内，都不会恢复这类飞行。”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反击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的基本目的是不让我进入他的国家，也大可不必作这样令人厌倦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如此的理由……我来到巴黎谋求与苏联达成协议，以清除包括越境飞行在内的一切形式的间谍活动。我看没有理由利用这个偶然事件来中断会议。”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互不相让。为了打破僵局，会议『主席』、东道主戴高乐建议休会一天，以便就u一2飞机事件达成妥协。为了能使会议开下去，戴高乐16～17日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进行调解和斡旋，但没能使他们紧绷的面孔松弛下来。

17日上午，到了预定复会时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一起来到爱丽舍宫，赫鲁晓夫却捎来话说，除非美国总统对u一2飞机事件道歉，否则他就不出席会议。下午，西方三国首相再次来到会场，赫鲁晓夫却在马利诺夫斯基的陪同下外出观光，只留外长葛罗米柯坐阵巴黎，与两方代表团保持联系，随时“澄清苏联的立场”。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政治寓意十分明显，迫使美国让步。

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意识到已无希望按原订计划继续这次会议。经过协商，18日，西方三国发表一项简短的公报，宣布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和推迟会议的建议，同时表示愿意“在将来任何适当的时候”，就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

巴黎四国首脑会谈失败。毫无疑问，u一2飞机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处理此事的方式是导致这次会议破裂的主要原因。u一2飞机事件成为美苏关系、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7个月之前，赫鲁晓夫访美似乎预示冷战缓和时刻已经到来。而此时，冷战缓和的希望、东西方关系改善的希望都破灭了，美苏的“蜜月”也结束了。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严寒时刻”。巴黎首脑会议破裂也损害了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前者失去了在东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后者开始走下坡路，跌跌撞撞，不久便离开了白宫。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0.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