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里达宫大门紧闭，军警荷枪把守，戒备森严。同时，报刊上发表了沙皇斥责杜马的诏书和敕令，宣称：“人民选出的代表没有进行建设『性』的立法工作，而是涉足非其所属的领域，调查经朕决定的地方当局的行动，向朕指出唯朕之君主意志方能修改的《国家根本法》的不完善之处，并从事诸如杜马靠人民书这类明显的非法行为。”沙皇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当日晚，近200名杜马代表在维堡召集会议，并于次日通过了由米留柯夫起草的告民众书，呼吁人民对『政府』“消极抵抗”，即拒绝纳税，拒服兵役。维堡呼吁是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象征『性』反抗，未能收到任何实效。在解散第一届杜马的同时，沙皇任命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继任大臣会议『主席』，并宣布准备召集第二届国家杜马。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上) 13. 西藏和谈会议

——忙碌三载劳而无功

由于清『政府』的积弱不振，和各帝国列强签定下了一大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无数纠缠不清的问题，使得中国每年都要从国民收入中拿出数额巨大的款项用做赔款不说，更重要的是，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些屈辱条约随时制约着每一个新的『政府』的外交策略。是继续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合理，还是重新商议新的外交方式，这些问题一直苦恼着辛亥革命以来的每一届『政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些不平等条约才基本上一一被推翻，中国的外交政策才重新得以定位。但在民国时期，顾氏无论在北洋军『政府』作外交官，还是在南京『政府』当驻外公使，每当要和外国人认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些事实，可以说，他对这些事情的感触之深是其他人无法理会的。

1912年至1916年问的藏英争端就是这样一件富有代表『性』的事件。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责任当然首先来自英国当局的扩张野心和印度当局的为虎作伥，还包括西藏当局在对中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之间的游移不定的政策。

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在1908年签定的中英条约中已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时，中国方面的是唐绍仪，英国方面的是奥康纳。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行政使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总的来说按照这个条约，中国和英国在西藏几乎享有相等的地位和权力。达赖十三世久无臣属中国之心，而长期倾心于俄国，后来，日俄战争俄国惨败，北京执政的又恰恰是一个5岁的幼龄小皇帝宣统，达赖心旌摇摇不定。此时，英国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渗透，在西藏上层中扶植亲英势力，对达赖更是以极优厚礼遇加以笼络，达赖于是转而亲英。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原来平静的藏局再次动『荡』，西藏地方『政府』想乘机摆脱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感到有机可乘，极力怂恿亲英上层势力策动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并公开叛『乱』，汉藏军队发生冲突。

在印度的英国人乘机给予西藏『政府』的分裂分子经济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其数目今天虽然已无法具体地统计，但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表明，西藏『政府』肯定得到了来自外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以至于西藏的地方武装竟然有足够的军事装备同中国『政府』驻藏行政使的卫队相抗衡，甚至将他们打得退出西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步步紧『逼』，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

西藏地方武装同中国『政府』的军队在川藏交界地区交火，打得不可开交，北京『政府』不得已，派川滇军队进驻西康，取得平叛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的后台老板们再也坐不住了，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就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1913年开始谈判。英方派出参加谈判的公使朱尔典一上来先向民国『政府』提出4条抗议：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

二、中国除卫队外，不得派军队进入西藏；

三、关于西藏问题，中英两国另以新协议规定；

四、中国若不承认以上各款，则英国不承认民国『政府』。

朱尔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