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的问题，而西藏问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顾维钧的任务就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尽管英国公使总带有自己的翻译，先是巴顿，后是一个叫哈代的。

一开始，袁世凯讲的官话带有很重的河南口音，让顾维钧很是难懂，外国译员就更不用说了。巴顿或者哈代的翻译朱尔典有时根本就什么也听不懂，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整个谈判过程中，就只有顾维钧一个明白人了。几次会谈之后，双方都愿意让顾维钧当翻译。

总统和英国公使的会谈仅仅是谈判的一部分，袁世凯不能直接见朱尔典时，就派顾维钧前去拜访他，他和朱尔典的会谈记录总是及时送呈总统，在英国公使馆的各次会谈构成了整个谈判的很大一部分。

在这次交涉中，英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明目张胆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西藏本来是中国的领土，『政府』如何安排理应自行其是，对英国的行为应给予有力的反击。英国『政府』早就看出袁世凯怕的就是西方列强不承认北京『政府』，不借给他贷款，加上英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态度，袁世凯轻易不敢与英国决裂。于是，英国人态度更加强硬，为所欲为。袁世凯对西藏的态度，由“剿”改为“抚”，不但撤消了讨藏军，而且恢复了达赖十三的封号。西藏感谢英国『政府』的帮忙，自恃有强硬的后盾，对中央的反对愈加厉害，决定：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力报酬英人。而英国人看到北京『政府』如此软弱可欺，更激起心中的侵略欲望。

为了对在英国公使馆的会谈作好准备，顾维钧不得不找对西藏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讨教，通过和这些学者的交往，顾维钧了解到所谓西藏问题的始末因果。

在使馆的会谈和在总统府一样，每次大约都在一个小时左右，偶尔时间可能长些，顾维钧在谈判中常常感到问题非常棘手，因为前往谈判的中国人就顾维钧一人，而英国方面除了公使外，还有他的中文秘书和武官。这位武官曾骑马游遍西藏，对西藏十分熟悉，尽管他不参与谈判，但一直不离左右，在澄清某一要点和加强他们的论据时，朱尔典往往同他商量，并要他作出解释。

有时，因为顾维钧在谈判的头一天晚上作过充分的准备，同英国方面针锋相对，令对方无言以对的时候，朱尔典这时候就开玩笑说：“我没有得到过哲学博士这样的学位，辩论中说话没有像你那么流利。”

每当这时候，顾维钧也嘲弄地说：“公使说话太客气了。”

顾维钧完全知道朱尔典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牌外交家，他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官话，和中国人打交道经验丰富，每一次，他总是能如愿以偿。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以对。

谈判拖了几个月，症结所在是后藏、前藏之间的边界线的划分，争论相当激烈，常常陷于僵局，因为双方都明白前后藏之间的不同情况。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而后藏则不然，实际上由于它离北京『政府』太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就一直想摆脱中央『政府』对它的控制。正是这一点，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谈判拖延两年之久也没有解决。

在武力和和平方式都无法解决西藏问题的情况下，北京『政府』屈于英国『政府』的压力，答应由中英两国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会议解决西藏问题。

这次由英国『政府』『操』纵的会议上。英国『政府』执意要求西藏派代表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