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石窟的第一窟称为塔庙窟，平面为方拱形，东西长7.5米，进深9.5米，石窟高5.75米，一门一窟，石窟中央雕方形塔柱，塔柱由塔座、塔身、塔顶组成，它坐北壁中央雕博山炉，两侧雕供养人，其余三壁均雕刻坐佛佛像，北壁为一簋型形帷幕龛，内雕交脚弥勒佛、菩萨坐于狮子座上，高3.5米，两梢间内各雕一思惟菩萨，两侧又各雕供养飞天一躯，飞天线条粗放，也只有些大意罢了。西壁第一二龛均为坐佛，第三龛为交脚菩萨，第四龛雕千佛列佛龛三角纹帷幕和伎工乐列龛，东壁浮雕为“睒子本生”的故事，中层并列四龛，内雕坐佛。南壁东侧中层为五行木龛，内雕维摩、文殊雕像。上层现存千佛列龛五个，列伎乐4个。指尖三角纹为幕，西侧与东侧布局相同。

窟顶雕飞天一躯，南侧并列雕团莲三朵，第二石窟制式与第一石窟大同小异，但是所持的乐器比较丰富，有排箫、琵琶、琴等。

为了修建石窟，寺庙内广招门徒，修葺产业，弘扬佛法，修禅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而武州山的优雅环境比较适合修禅。当时的武州山被封为神山灵山，其山顶部平整，山下河水川流不息，对面视野开阔，山体容易切削成壁，这都符合皇家开凿石窟的基本条件。古代印度佛教兴起后，佛教信徒僧侣将石窟作为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因为依山雕凿的石窟佛像比用砖石建筑的寺院经久耐用。

开凿石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天兴元年，魏朝征徒何、高丽杂役36万，百工伎巧10余万口，来到平城营建宫室，建设宗庙，平城宫殿建好后，开始兴佛法，凿石窟，成帝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启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整修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黄兴元年，献文帝亲幸武州山石窟寺，次年又专门召见了昙曜僧人，并以营田三千顷许之，黄兴三年、四年，献文帝又连续幸鹿野苑石窟寺，延禧五年幸武州山，开凿第七窟第八窟，可见北魏中期石窟各的开凿已经到了非常猖狂的程度。

开凿这么多的石窟，耗费的人力物力从哪里来呢？本来北魏前期没有实行府兵制和官禄制，朝廷特别是皇家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北魏亦官亦民亦兵的统治方式，重兵轻文，使军队奖励军功非常丰厚，军队的有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供给财富支持巨大，这时宇文觉为了满足皇帝崇佛的需要大肆挪用军费开凿石窟，从第一窟到第七窟，耗费的军费达3亿两，如此耗费国家资产，崇尚佛教，国库哪能不空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怎么能不加剧？北魏统治危机山雨欲来。

奸臣挪用军费，开凿大佛建设寺院，一方面国库空了，军备废了，另一方面宇文家族势力开始日益膨胀，鲜卑贵族势力开始打压新兴的汉族势力，直接扶持北方六镇，以朔方、沃野、怀柔为例，辖地越来越广，军力越来越强，成为朝廷难以左右的割据势力，六镇中宇文家族把持的就占三个，拓跋皇族统治的占了两个，这次对南齐北伐和西夏的进攻，宇文浑首先让其弟宇文爵挂帅西征，其目的就是保护和扩大西北六镇的实力，根本不思退敌之策，六镇重兵，各自为政，朝廷几乎无可派之兵，战场失利，宇文浑又污蔑说是左帅淮北招抚政策失利，左帅派杨玉昌与南齐通敌勾结，泄露军机，造成战场失利，损兵折将丢城失地。

西夏联军占据汉中，皇帝追左帅失地之责，不追宇文爵不动之责，为了扼杀左帅势力，宇文浑上奏皇帝，请求玉昌划归宇文爵帐下，协助宇文爵攻取后凉，而令左帅收复强敌把守的汉中，目的是想在汉中用敌军之力消灭左帅，而玉昌到达宇文爵帐下后，借敌军之手除掉玉昌，铲除太后改革汉化势力和施政土壤。

献文帝久居京城，大内宫中，对战场形势一无所知，他只知杀了贾敷和李奕，拔除了眼中钉，大快己心，他只知道潜心敬佛就会让大魏江山永固，自己的基业永存，朝中大事均由宇文浑和拓跋图定夺，魏政权出现了忠奸不分的混乱局面。

文明皇后这时只知在后宫享乐，她觉得皇帝大了，可以亲政主政了，自己可以享几年清福了，除掉贾敷、李奕，她开始也有些不满，认为皇帝也有些过了，但她也想这两个人的确有点固宠势骄，把自己与他俩那点宫内之事说说的沸沸扬扬，让自己失了颜面，声誉大毁。

有时她还庆幸，除了他们体现了皇帝的果断，没有了贾李，太后完全可以另寻新宠，只要想找，身边从来不缺男人，宇文浑这时也巴结奉称，把太后哄得团团转，讨太后欢心，战场上的事除了报喜不报忧外，就是说左帅无能，江淮招抚政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