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吗？”王旭抢先说话。我一时热血沸腾，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敌人的利诱和恐吓没能让她屈服，最后敌人要求我父母联合写一份声明：说明与我这个不孝之子断绝亲情关系，然后就放他们母子二人回家过年。

母亲说：“我的儿子永远是我的儿子，我怎么会不认他呢！永远不会。”

敌人在他面前无计可施。

母亲在贫困中要强、从不屈服，在金钱和恐吓面前也不畏惧，还不把任何权势当回事。她的这个性，使我想起解放后在北京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五十年代，我在轻工业部工作，母亲到北京去看病，部里安排了一次娱乐活动，去大剧场看京剧。我有事没去，母亲爱戏就自己去啦。那时中间的几排是贵宾席，留给领导的座，其余的也不是对号入座。母亲就要坐上贵宾席。服务人员劝退。母亲急了，“我儿子没有他们的官大嘛！可是我偏能坐的。我没参加过革命，可我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我也是有功之臣······”

正争执着，领导们到啦。问明情况后，当晚的最高领导是一位副总理，热情地把母亲邀请到身边坐好，“你老人家是革命的老妈妈，应该坐这里，要的，要的，一定要的。”这么一说，母亲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她就是这样一位有个性的人。

在一九四零年的鬼子监狱里，母亲照样地坚强，还面带微笑小声问我，夺了几支枪，放在安全的地方了吗，我是从鬼子的审讯里才知道的哩。当我们离开监狱时已近傍晚，母亲和二弟在狱中已呆了七个昼夜······

回来后，经过县委的多方营救，陈建同志通过内部的关系，花了几十块大洋疏通，鬼子才把她们放出来。此时已是年三十，她们在狱中为我、为革命蹲了半个月的大狱。

三十晚上我和王旭潜回刘江村，先在那片松柏掩映的坟茔里挨到初一凌晨，又从“秘密通道”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家中。当见到父亲母亲时，为他们深深的跪下，磕了一个头，请求宽恕我们，为他们招致的牢狱之劫。谁承想，母亲却说：

“孩子们啊 ，尽忠不能尽孝，忠孝难以两全！你们就放心去做自己的事去吧！等你们胜利的那天，我会真心高兴的！”

再后来，革命形势好转，运东县划分为运南县和运北县。我担任运北县委书记。我们北县召开会议时，经常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村东，那片松柏森森的坟茔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连田兄弟成了义务通讯员和交通员，母亲成了会议的司务长和总务。凡是在运北县工作过的同志，确实是没少吃了母亲蒸的菜齐溜。王旭等同志说，至今还会想起那片松柏的茂密绿荫，以及藏在树洞里，油布包里的那本水浒故事。

五 尾声

文革期间，县里的“革命小将们”硬说那片坟茔和松柏是封建主义残渣余孽，坚决伐除，还要连根拔起。

当时母亲还健在，据理力争，说那是为革命立过功的。小将们不听。母亲让人代笔修书一封，连田兄弟连夜送到北京。当时我的处境也很尴尬，只好宽慰母亲，让连田捎话说：

“娘，想当年，您老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甚至鬼子汉奸的监牢都蹲啦！为穷人打天下，儿子都交给了党，现在几棵松树就舍不得啦？”

母亲听了我的话，再也不拦挡。这样，村东，那片坟茔的森森松柏就不复存在了！

1987年6月，县志办公室同志在宾馆召开地方史志座谈会，我作为为运东县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同志出席。县领导要与会的同志留言，席间我挥毫写道：

根深蒂固 叶茂枝繁

意思是祝福祖国这棵参天大树常青，追忆革命的源头，一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