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转不过弯的时候，也想说出他的想法，也想坚持他的意见。不过，生活已经教会他，不再和别人争执，只是回到家中，和酒盅较劲。三盅小酒过后，第二天，便与平日完全一样了。老铁匠总认为，何必太认真呢？是廉家烧锅屯，让他衣食无忧，还让他在全国都挨饿时，攒下十五斤小米，讨回一个老婆。廉家烧锅屯，已经展示出最仁慈的一面，自己对廉家烧锅屯，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当他学会，把形而下的生活，上升为形而上的思想时，再大的愤怒，都会自动降解为委屈。再用酒精一浸，委屈自然就完全分解了，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更何况，对于老铁匠来说，最大的愤怒和委屈，不过就是别人骂他，是“四类份子”的残渣余孽。抑或在分配活计时，派一些费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如果说还有，就是沾点儿便宜。转过来想一想，所谓的便宜又能多大？谁家都不富裕，最多就是两棵葱、三头蒜而已，与廉家烧锅屯给予的恩惠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这些年里，这盏白瓷酒盅，伴着老铁匠，一同失落过失落，委屈过委屈，悲伤过悲伤，愤怒过愤怒。当然，在这三十多年里，酒盅也曾高兴过几回：一回是儿子出世，还有一回，是儿子娶来邻村的鞠三杏。再有一回，就是田恬第一次叫爷爷。四年前，田恬出生那一回，当然不算。只有一个儿子的老铁匠，希望田文革和他一样能耐，也整出一个带把的，为七代单传的田家传宗接代。那一天，老铁匠喝的是闷酒。田文革考上高中那一回，就更不用说了。到县城念书，花钱自不必说。老铁匠还觉得，只要认识几个字，不做睁眼瞎就行了，念那个高中又有啥用？要是考不上大学，还不是一样种地。倒不如早点回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好在老铁匠生性随和，从来不去拂却别人的兴头。当时，他什么都没说。

直到儿子因打架，被县一中开除回乡后，田家的日子，才一天好过一天。小酒盅的苦恼，也一天比一天少。当然，苦恼也不是一点没有。儿子在县城里，见过大世面，想法特别多，总想过上富裕日子。最近，他还和老地主廉虎的大孙子，在镇上开了一家商店，卖些手电筒、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之类的家用电器。对于田文革开商店这事，老铁匠打心眼里不赞成：钱够花就好，地垄沟里刨钱，已足够一家开销，挣那么多钱有啥用？当年，父亲不就是出徒后，不安分开起一个铁匠铺，买了几亩地，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的吗？要是将来再来啥运动，上下几代清算，儿子这辈子不又完了？再说，廉大伟那小子能靠得住？一心钻到钱眼里，总想沾别人便宜。这些话，老铁匠从来没说过，但他心里明白：好沾便宜的人靠不住，倒不是说怕自个儿吃亏，而是怕跟着上当。这种人，最容易上当吃大亏。为此，老铁匠常常睡不着觉，暗自替儿子担心，生怕性子暴躁的儿子，弄出啥闪失来。这些话，他却不愿跟田文革说，怕惹儿子不高兴。其实，他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跟酒盅聊一聊。

由于酒盅和老铁匠，一同受过很多委屈，他对这盏酒盅格外金贵，就是后来成为心头肉的孙女，也不能随便碰一碰。别人，更是休想。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这种夹杂着淡淡郁闷的幸福生活，也随着那盏小酒盅，一同破碎了。

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廿五。这盏白瓷酒盅，竟从老铁匠手中，掉在炕头上。碎了。白花花的碎片，尖锐地刺向空中，仿佛要刺破苍穹，把这些年的委屈与苦恼，都倾诉出来。又像惊愕地看着主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炉火，不时从炉盖的缝隙中探出头，偷偷地窥探着，又被凝重的气氛吓着般，急忙缩回炉膛。坐在炕头上的老铁匠，却像什么都没有察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派出所张公安手中，那张薄薄的纸。那张纸，似乎就是索命无常，马上要夺走他的性命，夺走他的一切。

良久，老伴儿吴立梅，突然大叫一声：“儿呀！我的文革呦！你咋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呢……”说完，吴立梅喉咙里咕噜一声，一口气没倒饬上来，直挺挺地向后躺去，倒在炕梢上。偏坐在炕沿上的鞠三杏，似乎也被张公安带来的消息，吓丢了魂儿。见婆婆昏到在炕稍上，她才急忙放下同样早已被吓呆的女儿，一边扶过婆婆的头，一边掐人中，大声呼唤着：“娘！娘!你醒醒！”

半晌，吴立梅才醒过来，抽噎着，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见婆婆并无大碍，鞠三杏偷偷擦把眼泪，小心翼翼地走到公公近前，低声劝道：“爹，你先签上字，张公安还等着呢。别的事，咱们慢慢商量。”

“是呀，老铁匠，你先把字签了。你们一会儿好好商量商量，田文革的事该咋办，我还等着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