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其他原因去世的，男方不得追回聘礼，女方也无需向男方交还聘礼。

第二种，是男方自己毁约，或者因事逃亡的，女方可单方面取消婚姻。

《大明律》中相关条文规定，“凡妻犯七出之状而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辄弃，犯奸者不在此限，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

若是定婚或结婚之后的三年之内，男方失踪三年不曾归家，女方就可以向官府提交申请，官府核实之后，女方可以自由选择改嫁娶，并且不需要归还聘礼。

第三种，则是男女双方中有一方或有犯奸盗。

《大明律》中相关条文规定，“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有犯奸盗、通奸者，义不可复合，听其别娶别嫁，不用悔亲之律。”

若是男女双方在定婚之后婚娶之前，有一方犯了通奸、强奸、抢劫等严重罪行的，另一方可以选择退婚，另行婚嫁。

其实，要达到这三种情形的标准倒是并不难，但是这三种情形都太依赖于男方以及男方家庭。

如果男方家庭不愿退婚，那自有一万种方法让她合理合法地不得不过门为妻。

田秀英忽然又想到了李自成。

李自成倒很符合这三种“因男方有严重硬伤，而女方不得不退婚”的极端情形。

历史上在崇祯元年时，朱由检为精简驿站，对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进行了裁撤，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而失业。

同年冬天，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

幸由亲友救出后，同年年底，李自成杀死债主艾诏，接着，他因见得妻子韩金儿和村里一个名叫盖虎的男人通奸，便又杀了妻子。

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崇祯二年时，李自成就与侄儿李过逃到甘肃投军。

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然而就在同年冬天，李自成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了兵变。

“男女双方中有一方或有犯奸盗”——李自成杀债主艾诏。

“男方因事逃亡”——李自成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投军。

“男女双方中有一方因故身亡”——李自成因欠饷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了兵变，正式变成了流寇，在大明户籍上已经等同于“不存在这个人”了。

而且李自成从小就家境贫寒，小时候还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并给本邑艾姓地主牧羊度日，亲生父母早早就去世了，相当于他家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当主婚人。

如果她能跟李自成定亲，待几年之后他逃去甘肃投军的时候再走法律程序退亲，拖到她年纪大起来了，这结婚的事儿不就相当于给搅黄了吗？

更妙的是，如果李自成先是跟她定了亲，后来又成了流寇，那大明官府势必是要调查田弘遇这个名义上的“亲家”的。

到时，她就算不想跑了，恐怕她家老爹也会反过来鼓励她跑路。

那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在天启六年的时候，就让田弘遇同意让她跟还在当驿卒的李自成定立婚书呢？

这事儿可不好办啊。

田秀英皱起了眉，就算能忽略经济上的客观条件，“远嫁外地”这一条在田弘遇那里就过不去。

她听吴夫人说起过，由于大明官场极重地域之分，桑梓之谊，故而大明官员在姻亲上更是将“同乡”看作婚嫁的必备条件之一。

谁要是将女儿远嫁外地，即使两家算得上是门当户对，那也是要在背后被人戳脊梁骨的。

譬如，万历朝的宣大总督郑洛就曾因为将女儿远嫁而被人诟病。

当时，吏部文选郎中蒋遵箴在在京丧偶，听得兵部侍郎郑洛有女及笄，便请托王篆求娶。

恰好宣大总督有缺，而吏部清吏司又主管官吏的选拔和升降，于是郑洛便同意将女儿许配给了蒋遵箴，婚配不过五日，郑洛果然就得了宣大总督的任命。

只是士大夫们议论起此事时，重点倒不在郑洛卖女求官，而是蒋遵箴乃广西全州人，郑洛乃北直隶安肃县人。

大家都觉得，为了宣大总督一职，就将女儿嫁往万里之外，实在是令人不齿。

至于蒋遵箴是二婚丧偶，而那位郑小姐却是刚刚及笄的这一点不相配，却是没什么人提起。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明的地域歧视可比现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