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年（1612年），从父出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克六城。在逐步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皇太极帮助父亲努尔哈赤建立了新的后金汗国。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称大汗，任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简称四大贝勒。

制衡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后金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权力不会过度集中在一人手中，可以有效防止滥用权力，维护了后金政权的稳定。社会在发展转型过程中，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需求，会发展出新的政治形态和制度安排。后金社会在面对内外压力和挑战时，逐步发展出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和制度安排。它反映了后金社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也体现了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内在逻辑。

这对皇太极来说利大于弊。首先皇太极年龄最小，跟随着三位哥哥和父亲的脚步锻炼自己的能力，锤炼自己的心智。在少年时代便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次，与他的三位兄弟相比，他的成熟干练，精明果断，在努尔哈赤诸子当中显得尤为可贵。努尔哈赤担忧在自己的鼎盛之年被人拉下马，处死褚英。后次子代善是为长兄。然而他却心醉于物欲之中，恣欲纵情，聚敛无厌，情欲无度。不顾名节，捧银嗜赤金，日夜以之为乐。往往以钱财斟酌人事，置诸腹心，终日计较。

视众美如花，观若朝露，如蜂觅蜜，蝶舞花，唯恐错失良缘。酒色之欢，常使其神魂颠倒，惜乎知止之智，未曾施于彼。更有甚者，与其汗父大妃阿巴亥暗生款曲，恣意狂悖已然失去其父信任。故古人言“酒色财气”，皆人生大患，而代善兀尔不能自警，曾不思此。

莽古尔泰，其人之性格，犹如河洛之横流，舞者且知酒之力，乃饮而能忘己，觥筹交错，不省人事。其为人则残暴无度，其行之恣肆，实如豺狼，动辄喑噁，暴露无遗。曾经，为讨其父欢心而亲手杀死自己母亲。

阿敏是其弟舒尔哈齐之子。舒尔哈齐拥兵自重，被努尔哈赤幽禁致死。久怀异志，性情残暴，终不得重用。

最后，素怀大志的皇太极深得兄弟信任，与众位有权势而无城府的兄长们关系很好。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皇太极左右逢源，很好的处理了兄弟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其父面前遮掩其兄的过失。在诸大臣当中，恩威并施，量才用人，培植心腹，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这为他的将来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金天命三年岁，在壬申，努尔哈赤欲发兵明朝。虽决心已定，但是其具体行动却陷入了议而未决之中。是时，后金皇太极见其父心犹豫，便积极献策，主张首先攻破抚顺，“抚顺是我出入之处，必先取之”。他睿智的看出，抚顺如同要害，就如同人之命脉，必先抚其顺，才能顺利进军。皇太极深知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欲大开马市，每年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间热闹非凡。因此，他建议在这个机会之时，派遣五十勇士，化装成马商，分成五组，深入城市，乔装打扮。接着，皇太极自己亲自率领五千精锐士兵，夜幕降临时奔袭至城下，与城中之马商应和，里应外合，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一方面，马商发动内乱，一方面，士兵猛攻城墙，从而一举攻破抚顺。

努尔哈赤闻言，如沐春风，欣然采纳。时四月十三日，嗣皇太极鞭炮声起，举“七大恨”之誓，志在必得。鸣金为战，斩竿为号，兵行夜下，一鼓作气，兵来如洪潮猛兽，无不惴惴者。抚顺之战，为后金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此战的胜利为后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皇太极，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机敏的战略眼光和勇猛的士气，成为了这场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他以智取城，亲临前线，挥斥方遒，开始锋芒初露。

抚顺一役的败报如同一阵惊雷，轰然砸在了明朝朝廷之上，令整个皇城震动不已。尽管多年来都深居简出，对朝政漠不关心的明神宗也无法再保持其漠然态度。他惊叹地疾呼：“辽东之土，已经陷入了敌人的手中，而建州势力如同滚滚河流，势不可挡，此乃国家之事，千钧一发！”在这样的危机之下，明朝决定发动一场致命的打击，希望能一举扫除后金的威胁。

于是，于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联合了女真的叶赫部和朝鲜王朝，共同发动了被历史记录为萨尔浒大战。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与明军进行了激烈的交战，然后北向，对开原总兵马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