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在身陷囹圄的人生绝对低谷，等待倒计时的时刻，李立竟然在繁杂情绪平静后的第一时间想起的是那个曾经暗恋过的小女孩，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个爱了十年死去活来的前妻。

我叫李立，80年人，出生在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那时候的县城只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周边的乡镇农田占据着绝对的比例，虽然出生和生活在所谓的县城，但我的成长经历跟那时候的乡村并无二致。

八岁那年夏天，爸爸从南方来信告诉妈妈，到南方打工挣钱要比在县城开杂货铺更容易。于是乎，妈妈将我寄托在姥姥家，说是先过去看看。最后，她决定留在那里，我的转学手续是姥爷找到镇小学一个当副校长的远房亲戚办理的。此后我就成了此后产生的词语“留守儿童”中的一员，这也为我今后人生逐步偏离正确的轨道埋下了隐患。

第一次见到那个有苹果肌的小女孩就是在八岁那年的夏天，她住在姥姥家隔壁，跟我同岁，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只记得那时候刚离开妈妈的兴奋劲儿很快就消失了，虽然在姥姥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水、捉鱼、掏鸟、偷瓜......，但很快就觉得日子单调了起来，也越来越想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视频通话技术，想的越多也就越想哭出来。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跟我玩了大半个暑假的她，愈来愈像是个“小大人”，温柔、懂事、体贴，而且她笑起来的样子让我莫名地感到亲切，也越来越喜欢去找她玩耍。

那时候的孩子们虽然天真，但并不无邪，尤其是当一个小男生总是跟一个小女孩在一起玩的时候，很多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词汇就开始在伙伴们的口中流传，从一开始的像小溪流，逐步地演变成山洪，而我们也时常感到有那么些难为情，尤其是当村里的大人们也开始对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最让人脸红，而这个时候的她的脸更是憋得像熟透的红苹果。至于我，虽觉得有点儿害羞，但心底里却有那么一丝丝地暗喜，仿佛，整个世界已经默许我们就是一对了。

暑假过后，我转到了镇小学读二年级，学校面积不大，二年级只有两个班级，但每个班足足有90人，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老师，所以只能开设两个班级，两个班主课语文和数学老师还是共用的。比较不幸运地是，我和王红梅没有分到一个班。是的，她叫王红梅，一个毫无诗意，也不惊艳的名字，但就是她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那些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最后的结局肯定不如人愿，至少这份记忆中的懵懂情愫会让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觉得暖和。

学校的日子大多已记不起，只记得那时最期待的是下课和放学，那样就可以见到她，一起聊天、看书、做游戏，一起结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