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怀疑，我问那位大婶：“是不是从这里走过县政府，继续向前？”那位大婶立马应声说“是的”。

我顾不上多说，迈开步子向来的方向跑去。

果然，过县政府没多远，就看到了一个挂着球形路灯的桥头，我走过小桥，便看到一个作坊模样的米粉厂，我将手中提的米交给他们，拿起他们过磅的米粉往回赶。

我敲门的时候，表妹跑过来说：“我妈刚才还念叨，说你可能迷路了。”我说是自己走得慢，并在河边小桥上看了会儿风景。表舅妈听了，嘀咕一句：“没哪个有你那么闲！”我望一眼表舅妈那张倒水不流的刀削脸，心里有些紧张，连忙拿起表妹刚才练习的一些题目看，发现她全做对了。表妹说掌握这类题不算什么，她还要探索另一类题目的规律，于是她翻出她们学校订的另一套资料上的题给我看。我认为以表妹的基础，现在做这类题不合适，必须要补上另外几个知识点，不然学习的兴趣会因直接上升的难度而消耗掉。我劝表妹：“还是先讲练习册上的那几个知识点，最后我再来帮你补这个。”表舅妈听了，不高兴地说：“一次讲完不好呀，拖那么长时间，你有空来不？“我一听那话，似乎是不大欢迎我上他们家，于是我硬着头皮给表妹讲了那个很难的知识点。

十一点多了，表妹仍一头雾水，我的头脑也不灵便了，表舅发话要我们先睡觉，明天再来学习。

我是在睡梦中被表舅妈的骂声吵醒的，她说：“八点多钟了，还睡得跟个死猪一样。”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谁，感觉是在骂我，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夺下表舅手中的两个藤条外壳的大暖水瓶，去开水房打水洗脸。

十点钟的时候，表妹终于了解了那个难度大的知识点，她对那类题目望而生畏，不想钻研了，我没有劝说她，我想离开她家，我惧怕加班的表舅妈回来，惧怕看到她的一脸不高兴。同时，我也想去找刘淑云。

我来到那家“贺记粉馆”时，吃粉的客人都走光了，只有前一天见到的那位大婶一个人在店外的龙头下洗餐具，我问她：“婶子，刘淑云在不在？”

“刘淑云？”那位婶子露出疑惑的表情。

“就是昨天晚上我见到的那个女孩。”

“哦，她不叫刘淑云，她叫陈淑云。”

“哦，那她在不在？”

“她回去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不回来了。”大婶随后叹一口气说，“她家里出事了，她妈妈自杀了。”

“为什么？”我感到十分震惊，居然还有人自杀，而且还是刘淑云她妈。

从大婶那儿我才得知，刘淑云是跟着她妈妈来到这里做帮工的，她妈妈离开住在三校旁的刘姓丈夫，几经辗转来到了县城，嫁给一个在街上支流动摊位卖穿眼粑粑的姓陈男人，后来，她又离开了这个姓陈的男人，嫁到离县城十来里的二里岗镇。不知因何缘故，她自缢在二里岗这个男人的屋梁上，发现时她已全身僵硬。

大婶的话勾起了残存在我脑中的记忆片段，那时三校的一些稍大的同学总是躲在一边咬舌头，说刘淑云本不姓刘，她姓商，她的亲爸姓商，她作为一个拖油瓶跟着她妈来到了三校隔壁那个一贫如洗的家。现在想来，她妈在那个家里也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刘淑云吃的那些苦我没有亲身体验，但想想都觉得难以忍受，比贫穷更可怕。这样想着，一向因自己囊中羞涩、穿着破烂自卑的我，不再有畏缩之感，而是挺起胸膛走在县城狭窄的街道上，街道两边的建筑物上红色的宣传口号“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鼓荡起我内心的豪情，将我刚刚涌上来的伤感情绪涤荡得干干净净。

暑假前，表舅托袁洪捎信让我在他家待几日帮表妹补补课，我高兴地答应了。

给表妹补习时，我才发现听我解答数学题的还有一个女孩，她是表妹的同学袁安，也是袁洪的堂妹，并且她爸是我们西皮区文教办主任。

每次我讲一节课后，表妹和她便开始在表舅那个糖柜子里翻翻拣拣，糖柜子是一个矮柜改造成的，上下两格都摆满了各式糖品，鸡蛋糕，桂花糖，排糖，豆占，花根，猪耳朵片，酥糖等副食品公司卖的糖品几乎都有，我不正眼看那些糖，以免自己垂涎三尺的丑态暴露在妹妹们面前，有时，我强忍住自己的欲望，不看它们一眼。袁安选出一封酥糖，只拣出一小块用嘴嘬一下，便将剩下的连纸包丢进垃圾桶里，大声说：“一点也没吃头。”她们没喊我吃一块，我也碍于自己比她们大，已经满十三岁了，我妈说出童关就是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