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额外的偏好，就是喜欢研究每一个老师的出题习惯。我可以根据科任老师的讲课重点，猜测他在每一个知识点的出题；也可以根据他出过的几套试卷预测他在别的章节的出题。既然袁洪不要求掌握全部的知识点，只是想在这个章节的单元考试中取胜，我便根据数学老师在这个章节再三强调的重点，圈定了一类题目，然后一个个让袁洪过一遍。那些梗住的地方，我便开讲。

一个单元所有被我纳入圈内的题目都过了一遍之后，我准备回学校去，袁洪留我说，她要把我郑重其事地介绍给她的妈妈和姐姐，挽留我第二天回去，因为她第二天要出学校出黑板报，这样她还可以用自行车载我一程。我同意了袁洪的提议。

傍晚，我和袁洪一人提着两个八磅的暖水瓶去开水房打开水，袁红提的暖水瓶是藤条编织的外壳，我提的暖水瓶是凿有圆形孔洞的洋铁皮外壳，涂着鲜艳的红漆。夕阳从开水房外的围墙斜射进来，在我周围散射出鲜红的、银白的光晕，我觉得十分好玩，邀袁洪去旁边的草坪上坐坐。我们将暖水瓶放在花圃栅栏内，看着里面开得稀稀拉拉的月季花，一个声音在对面开水房门口响起，“小瑶”，我抬头看时，表舅已走过来，站在栅栏外，他要我出来，别破坏花草。正在这时袁洪喊了他一声“张叔叔”，表舅的脸上一下开出花朵，连忙问袁洪怎么和我玩到一块儿的。袁洪大方地告诉表舅，我是她请来帮忙补习的。表舅听了，说袁书记家房子不大，还请有帮工阿姨，让我上他家去，晚上可以在表妹床上挤一下。于是将那两瓶开水送到袁洪家的单元二楼之后，我跑去对面一楼的表舅家。

吃过晚饭，我便开始为表妹补习数学。小学数学看起来没有什么逻辑性，仿佛脑筋急转弯一般，但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找准一个规律就可解一大片题目。我就是帮助表妹寻找规律，如同做游戏，一旦规律在手，便会屡试不爽，特别有味。一个晚上，我抓住一个容易找规律的问题，不断诱导表妹向前思考，两个小时之后，她终于探出了规律，激动得跳起来。这时表舅妈要她出去兑米粉，就是拿家里的大米到对面的米粉厂去换第二天早餐吃的米粉。表妹不答应，说她正在兴头上，必须试几个题再说。表舅妈说再过一会儿，米粉厂关门了，明天早餐吃什么？

为了让表舅家气氛和和乐乐，我自告奋勇代替表妹去兑粉。

表妹告诉我，出政府大院一直朝东走，大约走学校操场跑道的四分之三那么长，就可见到一一盏球形的路灯挂在小桥的桥头，然后过桥就到了米粉厂。可是我都走过了整个跑道那么长的路程，硬是没见到一个球形路灯，也没看到什么小桥。正当我走得又急又累的时候，远远地我看到前面一个小店门口有个女孩正在清洗餐具，走近后从侧面我就认出了她，她叫刘淑云，是我在三校读书时的同学，只不过我们同学两年后，她突然就没来学校了，我还以为她转学了，哪知是来城里打工了。

我对她的印象特别深刻，记得我在三校读书时，每天我都是光溜一个人去学校，既没带书包，也没带本子，就连课本也因为开学时没交学杂费而由甘老师保管着。黑瘦的我很不讨人喜欢，甘老师一直让我坐在教室最后排。两年后的一天，甘老师突然让我坐前排去，同桌是从来都不发一言的刘淑云。那天刚坐在她旁边，好动的我上课时转动身体，将她放在座位斗里的书震落下来，我慌张地替她捡拾起来时，哪知又将她桌边的一瓶墨水擦落，墨水瓶跌碎，将地面上那一摞散开的书和本子弄得乌七八糟，我顿时吓傻了。刘淑云却不动声色地离开座位，弯下腰去，将书和本子立起来，让墨水滴落，然后撕开一个本子，一页页地擦拭书上本子上的墨水，最后毫无表情地将它们重新码到桌子边。

第二天，她竟然又带来了一瓶墨水，上课时，甘老师让我们写生词，我只能坐在那里眯着眼睛用心默记，刘淑云不声不响递过来一只铅笔和一个本子，示意我写字，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当我想和她交朋友时，她却突然不来上学了。

现在我又见到了她，我特别激动，一边朝她跑一边喊她，她却木着一张脸，像没听到一样，将餐盘一个个叠好，然后搬进店里。我朝店里望去，门上有有四个烫金的大字“贺记粉馆”，那个“粉”字一下提醒了我，我走进店内，大声问：“兑米粉的米粉厂在哪儿？”刘淑云装做没听到一样，暗处却传来一个声音：“沿前面的路朝那边，大约一里远。”顺着声音，我看到暗处伸出一个手掌，手指朝我来的方向指，我心里一惊——难道我刚才走反方向了？为了证实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