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父亲依然不放心她只身前往外地上学，于是强迫她只能读女子大学的英文系专业。

“女孩子就应该培养出文静知性的性格和气质，然后去当个空姐，以后嫁到国外去。”

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歌织说。

从小对父亲的要求顺从惯了的歌织，便在父亲的要求下，考取了东京调布市的白百合女子大学的英语言文学专业，一心一意地开始学习英语。

1997年，歌织从大学毕业后，尽管努力面试了多家航空公司，但都因为种种原因而落选。

当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更是勃然大怒，要求她立刻回到家乡来嫁人。

然而尝到了自由滋味的歌织，再也不想回到父亲的高压下去生活，于是尽管父亲威胁她要停止生活费的供应，但歌织还是留在了东京，以派遣员工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东漂”生活。

身高170公分，气质优雅的歌织，在派遣公司里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职员，公司也将她频频派往证券、贸易等大公司工作。

而歌织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来挥霍的青春时光并不长久，她必须利用在大公司里工作的机会，为自己尽快找到一个在东京的稳定的依靠。

于是她开始打着自己在丸红商事（霓虹前四大贸易商社之一）工作的旗号，积极频繁地去参加各种酒局和派对，希望能够在这些场合认识一些青年才俊。

然而，事情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单纯。

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男女，虽然有些在男女关系上很是开放，但并没有什么人认真地对待感情。

尤其在谈婚论嫁这件事上，很多人都将结婚视为一种阶级跃迁的方式：通过与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结婚，使自己摆脱社畜的困境，简单来说就是“少奋斗几十年”。

尽管歌织的家庭条件不差，但在东京这个环境里，她的家境也仅仅能算是中等偏上。

虽然她个头高挑，身材标致，气质出众，谈吐文雅，但在那些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社交红人女孩面前，歌织竟然觉得自己寒酸得难以自视，更不要说去吸引那些同样神采奕奕的富家子弟们了。

为了出人头地，歌织在来到东京的第二年起，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应召女郎。

她并不像是那些为了去还高利贷而卖身到女支院里的女孩，也不是为了可怜的收入去街上拉客的站街女。

歌织凭借着自身相当出众的优势，被银座的一名“风俗猎头”所相中，将她介绍给了一家会员制的俱乐部。

这家俱乐部严格保密，只为高净值的企业高管、富豪、小明星、政治家们服务，而歌织在这里每次的“出台费”高达40万日元（约24000RMB）。

尽管大半都会被俱乐部抽成抽走，但每晚的收入也几乎相当于她自己做派遣职员一个月的薪水。

虽然这是一件卖肉的工作，但歌织本人却并不在意，因为她觉得“与其因为穷而被人看不起，倒不如痛痛快快当个有钱的卖身女”。

在成为高级应召女郎大概半年后，歌织遇到了自己第一个“贵人”，一名50多岁的企业社长。

这位社长倒也出手阔绰，直接提出了包养歌织，每月200万日元（12万人民币）。

条件是歌织绝对不许对外人提起这件事。

就这样，歌织接受了包养的条件，成为了这名社长的专属情人。

四年之后，社长对歌织说“想要停止情人关系，换换口味”，而作为补偿，社长给歌织介绍了一名富商朋友的儿子，提出“对方正在准备相亲，我可以为你推荐安排”。

歌织也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跟着富商儿子才是一个长久出路，于是便欣然答应。

在社长的撮合之下，27岁的歌织与富商儿子确定了情侣关系。

在半年的相处之后，歌织本来满心期待着富商儿子提出结婚的想法，但换来的却是恋人的猜忌。

而猜忌的原因，其实也来自那位社长：富商儿子认为歌织与那位社长非亲非故，但社长却如此极力保荐歌织，使他自己开始怀疑歌织与社长的关系。

在雇佣了私家侦探进行调查后，富商儿子得知了歌织曾经长期是那位社长的情人。

怒不可遏的富商儿子毒打了歌织，将她逐出了家门。

先是社长，后是富商儿子，前后过了5年的奢华生活后，歌织似乎已经回不去普通的生活了。

马上要28岁的她，一心还是在想着“嫁入豪门”，所以尽管之后她曾多次托人介绍、上网配对、酒会结识了一些有结婚意愿的男士，但歌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