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告诫他说:“要好好地对待上级官员，不要损坏自己的荣誉。“

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不随便附和，随便附和的臣子不忠诚，坚持正义，维护公利，是臣子应有的品德。

上下附和，并非陛下之福。

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级官员，我不能接受您这个指示。“

对于任延的“犯颜忤旨“，光武帝并未因此而发天威之怒，他冷静地倾听这逆耳之言，虚心地接受了任延的批评，极有感慨地说:你的话是对的。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

鉴于王莽的教训，光武帝，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发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

从主流上看，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帝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乐此不疲。

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范升，东汉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

范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

其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发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但王莽政权还在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大批征发兵力，攻打周边少数民族。

另一方面，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还在不断笼络文人学士。

故此时范升被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用，引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

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当时的危险不只来自外族，而主要来自国内。

他指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他奉劝王莽政权迅速改弦更张，并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

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把他送上巡视地方的车子，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

其时，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枉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政治，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

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

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懦生就以讲经为名，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有称这种懦术为“天人之学“的。

这种风气，在齐地尤盛。特别是对于《易经》的讲究，更把它当作占卜未来吉凶安危以及重大政治变动的卦书来看待。

刘秀建立后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予料和推断出的事情。

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现点，所以，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

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