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都候以下数知人，驻于新疆巴里坤湖地区，遣使者入塞。

大将军窦宪上书，请立于除鞬为北单于。

朝廷允诺，并于永元四年，命耿夔出使北匈奴授北单于玺绶，与南单于同等对待。

至此。

实现了窦太后既征服北匈奴，又与南匈奴分而治之的战略企图。

此战，汉军针对北匈奴飘忽不定、行动快速的特点，以远程奔袭、先围后歼、穷追不舍的作战方略取胜，使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得以结束。

东汉征匈奴之战，历经汉明帝、和帝两代之奋战，终于于汉和帝永元三年，将北匈奴彻底击败，并于其后2年，灭亡了北匈奴。

从而，使汉代北部边患由此暂时解除，中国北方地区遂被东汉王朝统一。

东汉王朝这一战争壮举，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作用。

东汉征匈奴战争的胜利，既依靠了统一战争正义性，又有其制胜的一些特定历史因素。

东汉国力的强盛经济实力的强弱是自古以来构成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东汉王朝自汉光武帝刘秀即位，至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第1次征匈奴之前，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经济、休养生息阶段，一扫西汉末年衰微败破的动动局面。

进入了一个国富兵强的兴盛时期。

这就为战争准备了较为充足的人力物力条件，从而使战争的胜利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东汉政略和战略的正确，东汉时期，从窦固至窦宪两次征匈奴战役，都是以羌胡、鲜卑、乌桓、南匈奴与汉军组成联合部队，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汉军占有了明显的战略优势。

它把汉朝先进的治军和作战思想以及先进的兵器，与羌胡骑兵的骡悍勇猛揉为一体，匈奴骑兵自然不是东汉军队的对手，这是东汉军队制胜匈奴最恰当的科学战略结构。

然而，历代史学界有些人却把东汉征匈奴的胜利归结为“以夷制夷”的结果，这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正统观念推导出来的皮毛之见。

匈奴统治集团的四分五裂，国力的日趋衰落，使其难以与强大的东汉中央政权相抗衡。

一方面匈奴分裂为南北单于之后，南匈奴附汉，与汉族杂居，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影响，政治安定，六畜兴旺，吏民安居乐业。

对北匈奴诸部日益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使北匈奴一些部落不断分化出来，逃归南匈奴；

另一方面，北匈奴不断发生单干争立事件，统治集团内部互相猜忌仇杀，难以形成对外作战的整体力量。

再加之当时北匈奴连年受到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北匈奴失去了起码的战争潜力。

因而，北匈奴的国力江河日下，在东汉重兵集团的打击之下，便冰消瓦解。

东汉征匈奴的胜利还仰赖于一批能征惯战之将诸如窦固、窦宪、耿秉、耿夔、任尚等，颇具将帅才能。

窦宪、耿秉在统率汉军征匈奴的第2次战役之第1阶段作战中，实际已将北匈奴基本扫平，斩匈奴名王以下1.3万人，获牲畜百万头，匈奴一些显贵王侯81部，共20万众降于东汉，北匈奴的彻底覆亡已是指日可待。

第2阶段作战时，窦宪又使南匈奴军几乎将北单于一举歼灭。

第3阶段作战，抓住战机，派出精骑，将北单于余部歼于金微山。

窦宪等从汉和帝永元元年六月，至永元三年二月的19个月期间，连续3次进击北匈奴，以及中间穿插的的击灭伊吾卢地区北匈奴势力的作战，环环相扣，挥洒有序，充分体现了东汉诸将的统兵御众之能。

然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往往使杰出将帅难逃“声威震主”的厄运。

窦宪终于在帝后权力之争中，被迫令自杀。

耿秉虽早于窦党先亡，但也被贬入了窦氏党羽之列，撤除了他的封地。

这在客观上揭示了封建社会吞噬人才的弊端，包含着值得深思的哲理。

窦宪北击匈奴，在极北的蒙古杭爱山上勒铭纪念，但他无法想象自己创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上，他引起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

北匈奴的远走在北方草原上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不久东胡的鲜卑族便乘虚而入，成为草原的新主人，在鲜卑的压力下，南匈奴等胡族纷纷内迁汉朝境内，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远源。

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