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正苦苦发愁缺银子的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大喜，下令在全国进行推广。从此，华夏有了真正的商业税。商业税与农业税、盐税、海关税成为清政府的四大税收，一直收到清朝灭亡，该税让清政府每年增加了上千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并且每年不断递增，清朝灭亡前，该税已达到每年四五千万两。本来财力濒临油尽灯枯的清政府能有财力剿灭太平天国和对外赔款，都离不开这个商业税。

清政府能靠征收商业税让国家财政起死回生，明政府当然也可以。

只是，明政府想要征收商业税，就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一样困难重重，那些超级大地主都不是好惹的，个个都有深厚的背景，与之类似，那些大商人也都不是好惹的，也个个都有深厚的背景，明朝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商势力，朝堂上的那些王公大臣正是这些大商人的幕后老板，想要撬动他们的切身利益，实在太难太难。于是，明朝末年时，农民因为土地兼并问题而穷困潦倒，商人富可敌国，但明政府却又无法跟商人们收税，财政吃紧的明政府只得一次次加大跟农民收的农业税，让农民们根本活不下去，最终酿成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与商业税一样的还有矿税。明朝初期就已经有矿税，但当时的矿税主要是对一些种类的有色金属征收的特别税，后期面对庞大的军费开销，万历帝全面开辟了矿税，这是早晚的事，此时提出来，正中他的下怀。朝廷征收矿税本身并没有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出现问题，这方面可以以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作为反面教材。比如，矿业大多被权贵把持，征收矿税的矿监们对矿业并不了解，都是外行人，同时又以各种名义在地方作威作福、损公肥私，可谓祸国殃民，对朝廷的财政补益也不显著，最终弄得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夏华等人在向万历帝进言征收矿税时需要注意循序渐进的步骤，先从一个地方开始试点，慢慢地推广开，逐步地将税收成果和安稳局面呈现出来，这样才能堵住反对者们的嘴巴，收税人员应是官府专业人员，而不是由万历帝随意指定亲信负责，再委派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员进行监督。矿税收入属于公器，应归入朝廷的国库，而不是进入皇帝的内库私囊，甚至在进入内库前还被榷税使中饱私囊。

东南学子们来自东南，来自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他们是绝不敢主动提起对他们家乡征收商业税的，提了，一旦被家乡人知道他们这么“大义灭亲”，他们以后在家乡还有立足之地吗？再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本就是商业无税的受益者，岂会愿意自己割自己身上的肉？

东南学子们不敢提、不愿提商业税，夏华这种西南学子则毫无顾忌地大提特提，这正是他们实现在会试考场上对东南学子们“弯道超车”的杀手锏之一。

夏华几人不但对东南“赶尽杀绝”，对他们老家西南也没放过，因为他们在考卷里大义凛然地坚定主张“对西南地区进行全面的改土归流”。

何为改土归流？就是彻底地废除西南地区延续上千年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朝廷委派流动官员对其实施直接统治，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

这套政策在明朝时已有，但规模很小、程度不深，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明成祖在位时对贵州的一小部分进行了改革，第二次就是万历帝在位时爆发播州之役后对播州地区进行了改革，都未彻底根除西南的土司制度。真正大刀阔斧地将其全面付诸行动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这是雍正帝的一大政绩，也是他对华夏的一大贡献。因为实行改土归流，边疆地区的叛乱因素大大减少了，中-央朝廷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力度大大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经济、交通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程度得以日新月异，华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了重大的巩固。

阐述改土归流，夏华几人相比东南学子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因为他们就来自西南，卢泰就是土司的儿子，他们对土司制度的现状和弊端实在太了解、太清楚了，如何改土归流，他们也有着非常全面、非常符合实际、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论述。

东南学子们不敢提商业税，夏华几人身为西南学子，但却主动要求对西南进行改土归流，这又是他们“弯道超车”的一大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