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对外开拓抢地盘抢钱”“设立商业税和矿税”“改土归流”一起被夏华几人在会试中丢出去的重磅炸弹还有“摊丁入亩”、“市舶司改革”、“火耗归公”等，至于“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此策过于激烈，会把得罪的人翻倍增加，暂时不提。

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一样，都是雍正帝实施的重大政策，什么是摊丁入亩呢？是这样的——

在雍正帝前，华夏历朝历代朝廷收税方式都是按照人口收税，俗称“人头税”，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一户人家，不管这家有多少土地，官府都是按照这户人家有多少人口进行收税，有几个人就收几份税。这种收税方式持续了两千多年，“很不科学”，造成恶果非常大，比如，甲人家拥有五口人、十亩地，乙人家拥有五口人、二十亩地，显而易见，乙人家的农耕收入是超过甲人家的，但官府跟甲乙两家收的税却是一样多的，再比如，丙人家是个大地主豪强，家中拥有五十口人、一千家奴、一万亩地，然而，官府跟他家就是按照五十口人进行收税的。

这种收税方式非常不合理，特别是那些拥有大片土地但家中人口不多（同时有很多家奴）的豪强地主，交的税是很少的，使得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大量的属于朝廷国库的钱粮赋税纳入私囊，如此，极大比例的社会财富不能被国库所得，而是落入豪强手中，最终造成了“国家穷、人民穷、豪强富”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朝廷没钱，什么事都干不了，只能加大赋税，但跟豪强又收不到赋税，赋税被转移到本就很穷的平民的身上，进一步地加大了本就很穷的平民的负担，激得老百姓不断地造反起义。

正因为“人头税”的存在，导致华夏历朝历代的人口统计都很不准确，与实际人口数量相差很大，老百姓为了“逃税漏税”（收税方式本来就不合理），故意瞒报、漏报、少报自家人口，从而存在数量庞大的“黑户”未被官府登录入籍；同时，这种“人头税”也导致华夏老百姓染上了重男轻女的恶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添了一个男婴和添了一个女婴都要多交一份税，但女孩干活不如男孩，于是，很多老百姓就故意遗弃甚至杀害女婴。

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朝廷收税方式不按照人口数量而是按照家中土地的数量。一言概之，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官府只根据你家拥有的土地数量进行收税。五个人、十亩地和十个人、十亩地交的赋税是一样多的。

废除“人头税”，实施“摊丁入亩”，是雍正帝在西元1712年实施的重大赋税制度改革，如果能被万历帝提前一百多年实施，这种改革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负担，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的增加——官府不按照人口数量进行收税，老百姓自然愿意生孩子和不瞒报家中真实人口数量——各方面的意义都是深远和积极的。

那么，谁是摊丁入亩的“受害者”呢？答案无需多言：大地主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原先，这大片的土地是他们得以成为人上人的资本，此后，这大片的土地反而会成为他们“承受重税”的“祸根”。

毫无疑问，实施摊丁入亩虽然利国利民，但同样困难重重。

市舶司改革就是海关改革。

关于这件大事，万历帝父亲隆庆帝明穆宗朱载坖已经开启了先河，他在登基后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前往东洋西洋做生意，史称“隆庆开关”，取得了立竿见影的丰厚效益，夏华几人完全可以借坡下驴，先大肆讴歌称颂隆庆帝此举是何等何等英明，然后“鼓动”万历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隆庆帝打好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隆庆帝废除海禁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不少局限性，首先，开放的港口仅限于福建漳州月港一地，数量太少，没有充分激发华夏的海上贸易潜力，没有将华夏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其次，华夏海商对外通商的地点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倭国，被禁得特别严厉；三是对海商经营的商品货物种类、出海数量都有限制。海商们的商船必须取得船引才能出海，而明政府每年发放的船引又少得可怜。

由此可见，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线，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政府都有着严格的限制，这样，被捆绑住手脚的华夏海商们在海外贸易与西洋商人们的角逐竞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难以做大做强，同时，这又刺激得海上走私愈演愈烈，导致明政府无法收取大量关税，就跟商业税一样，白白错失了惊人的财富。

海关改革对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对外贸易越来越繁华的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