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从忠州给夏华来信后没多久，杨江也从宁波给夏华来信了。

杨江在信里告诉夏华：一切正如夏华当初所料，重开和经营市舶司虽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并不顺利，因为当地盘根错节的地方豪强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他们视开海贸易的巨额收益为自己的囊中物、盘中食，容不得外来势力染指，包括来自朝廷的。

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要从头说起。话说明朝中期的世界正好进入大航海时代，通过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和万恶的奴隶贸易，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赚到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比如在美洲墨西哥，存在超级大银矿，使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银子多得简直花不完，既有金山银海，当然要满世界买买买了，于是，全世界的各色物产源源不断地向这两国流去，换来一船船的金银，在这其中，华夏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最受这两国王公贵族青睐，史料记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华夏东南的富商巨贾、豪强大族们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嗅到了巨大的商机，偏偏明政府一直禁海，既不进行官方海上贸易，也不允许民间私人进行海上贸易，这些地方豪强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纷纷展开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既有利可图，沿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也犹如过江之鲫地加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一股股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势有势的沿海武装走私集团即海商集团。

后世有个德意志大胡子说过：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家们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们就敢肆无忌惮地干出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名言用来形容明朝中期的华夏海商集团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制作丝绸的原料生丝，是倭国急需的紧俏物资。生丝本是民用物资，但在倭国的主要用途却是制作盔甲和武士刀，属于军用物资，此时的倭国正处于战国时代，对盔甲和武士刀需求量极大，加上倭国又发现了大银矿，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根本不缺银子。在华夏，一百斤生丝售价约十五两银子，但在倭国，一百斤生丝售价高达约一百五十两银子，是原产地的整整十倍！不仅如此，倭国银多铜少，一两银子在倭国只能换到二三百个铜钱，但在华夏，一两银子可以换到一千个铜钱！

可想而知，这种海上跨国贸易的利润有多大。

从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在位期间，华夏东南的海上贸易就一片火热，大批的豪强发了大财、赚得暴富，到接下来的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期间，这场海上贸易更是火得一发不可收拾，赚了大钱的东南当地豪强们又用巨款跟朝中的王公大臣们“拉好关系”，从而得到了坚固的保护伞，上面有人撑腰包庇，自己手里又有人有钱有势，谁还能阻止他们疯狂发财呢？他们争先恐后地开设桑树园、丝绸工场、茶树种植园、烧制瓷器的窑厂，雇佣大批平民进行生产，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杨江在信里说一名宁波卫的老军官向他描述当年的海港“盛景”：每有海商船队靠岸，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军官与海商素有交情，相逢时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

这是一场“全民发财”的狂澜。此时还没有倭寇，陷入战乱的倭国有大批倭人逃出国，来到华夏东南沿海，但他们只是来当打工仔和打手的，根本掀不起风浪，身份地位无足轻重。

但这一切都随着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而戛然结束了，事情是这样的：陷入分裂和内战的倭国有两个诸侯同时派船来到华夏跟大明做生意，双方都自称代表倭国，见面后打了起来，把明国当地驻军也卷了进去，从而酿成了一场不算大的兵灾。本来，这只是一场外交事件，并且跟明国没关系，但明政府的一些高层却认为这是由于对外贸易太频繁造成的混乱，继续坐视不管就会引发更大的沿海动乱，继而草率鲁莽地宣布全面禁海，严厉打击海上贸易。

这个决定堪称愚蠢至极，断人财路等于杀人父母，那些东南海商和倭人赚钱都赚疯了，突然间不准再赚了，他们可能会老实接受吗？你明政府不进行官方海上贸易，我们就搞走私，你明政府不允许搞走私，我们就直接明火执仗地跟你干！就这样，给大明朝带来巨大灾祸的倭寇之乱产生了。所谓的倭寇，大部分是华夏人，倭人其实不多，另外，倭寇也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打着海盗旗号的海商，他们的目的还是做生意，为自保而把船队武装起来，但明政府不承认他们是正经的海商船队，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