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视为海盗，另一种是不折不扣的在海上打劫的海盗。于是，原本海上贸易红红火火的华夏东南海域乱成了一锅粥。

被惊动的嘉靖帝任命名臣朱纨总督东南，铁腕禁海。这位朱总督是位忠君爱国的好官，还可被称为抗倭英雄，他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嘉靖帝的命令，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无奈天意弄人，他的行为是违逆历史潮流的，也触犯了东南海商豪强和朝中很多达官贵人的根本利益，最终被人家用小人手段逼上绝路愤而自杀。眼见朱纨落得如此惨烈下场，朝廷上下再也没人敢对抗东南海商豪强集团了，倭寇之乱彻底爆发。

时过境迁，明政府耗费无数，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浴血奋战下总算强力平定了倭寇之患，但对此心有余悸、误以为展开海上贸易就是倭寇之乱根源的明政府一直没敢重开市舶司，直到几个月前，夏华帮助万历帝在廷议舌战中击败了那帮老臣，初步试验重开宁波市舶司发展完全由朝廷主导的海上贸易。浙江的那帮豪强势力岂会不知市舶司重开后带来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此是非常抵制的，逻辑是这样的——

朝廷不开市舶司，不发展官方海上贸易，就给他们制造了走私的商机，他们就能通过走私牟取暴利。外国商人们想买到明国的特产，明政府偏偏不卖，他们只能跟走私犯们买了；

朝廷重开市舶司，那么，明国的对外贸易就会以官方渠道为主体，外国商人们既可以堂堂正正地跟明政府做生意，干嘛还要跟你们这些走私犯做生意呢？如此，地方豪强的生意就要被明政府抢走了。他们就算加入明政府的官方海上贸易，也注定只能吃到一点残羹剩饭，大头是属于朝廷、属于万历帝的。

所以，东南的海商豪强们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明政府重开市舶司，更不会配合朝廷此举，他们靠走私垄断贸易权，等于坐拥金山，朝廷要收回贸易权，就等于搬走被他们占据的金山。

杨江在信里告诉夏华：宁波市舶司正式重开前肯定要囤积足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外国商人们急需的华夏特产，到时候，市舶司重开了，来自外国的商品订单再多，也吃得下，不会出现供货不足或供货迟滞，如果出现外商需要二十万匹丝绸、市舶司只能提供五万匹或外商要求一个月内完成供货、市舶司却拖了三个月才完成的情况，这显然会影响到市舶司的名誉和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奇怪的事发生了：杨江等宁波市舶司官员在浙江各地收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时，各大丝绸商、瓷器商、茶叶商居然异口同声地声称本店缺货，或把价钱一下子提到以前的好几倍。这么一来，市舶司就会存货严重不足，人家外国商人带着一船船的金银过来买东西，你却没有足够的存货？这生意还怎么做？或者，市舶司就以那些本土商人新开出的好几倍的价钱跟他们收购丝绸、瓷器、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外国商人们，可这样还有赚头吗？比如，一匹丝绸十两银子，本土丝绸商开价五十两，市舶司买了，然后六十两卖给外国商人，从十两到六十两，五十两的利润，市舶司只赚到十两，本土丝绸商却赚到四十两，什么意思？大头不就被本土丝绸商赚走了吗？官府给他们打工？——如果本土商人们跳过市舶司直接跟外商们做生意，那就是走私。

毫无疑问，这些本土的丝绸商、瓷器商、茶叶商就是在故意捣乱，他们结为攻守同盟，联合对付市舶司，不过，他们此举是“合法的商业行为”，没有违法，人家爱涨价就涨价了，人家爱囤货故意不卖就囤货故意不卖了，你官府难不成还要强买强卖？

夏华在回信里安慰杨江并给杨江出谋划策：这些困难不出我们所料，重开市舶司动了很多人的蛋糕，那些人当然要捣乱，不要生气愤怒，不要急躁慌乱，我们见招拆招，那些人说到底是唯利是图、有奶就是娘的商人，他们的攻守同盟是很脆弱的，可对他们实施离间计，分化瓦解他们，再者，大明国这么大，难道只有浙江一地出产丝绸、瓷器、茶叶？可从别省收购再转运到宁波，虽然这样会加大成本、减少利润，但能有效地打击浙江本地的豪强势力，让他们知道，跟官府玩小花招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官府耗得起，他们耗不起，他们囤积居奇，故意囤积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不卖，好啊，那就让他们的存货在仓库里发霉变质落灰吧！

夏华最后特地补充了两句：宁波市舶司只是一个试验点，盈利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积累经验，知道重开市舶司会遇到哪些困难、阻力以及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样，接下来重开第二个、第三个…市舶司就会顺利得多。

夏华给杨江出的主意是要投入很多钱的，杨江的启动资金就万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