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华接下来一直待在义州，一边跟李昖、柳成龙等高丽君臣商谈方方面面的事务一边等着抗倭援高的明军东征部队。

在这期间，夏华注意到每天每夜有很多高丽平民渡过鸭绿江去了辽东。

高丽国太平了二百年，除了在北方跟女真时不时地打几场边境战事外，全国上下一片和平，和平二百年，高丽人一直安安稳稳地繁衍生息，使得高丽此时的人口数量还是很多的，约有八百万。在人口分布上，高丽人口约三分之二在南高丽，约三分之一在北高丽，整体上南多北少。这场高丽战争爆发后，倭军是由南向北席卷高丽的，导致高丽南方大量人口逃到高丽北方，特别是义州一带，从外地逃来的战争难民最多，只是，义州本地根本没那么多的粮食喂饱这么多张新增加的嘴巴，情况最严重时，义州城外每天都有难民饿死。实在没办法，高丽难民们只能继续向北，渡过鸭绿江，前往明国辽东地区寻求一条活路。

明政府肯定不乐意接纳这些高丽难民，但这些高丽难民却顺利地过江进入辽东，原因只有一个：李家故意放行和接纳了他们。

李家这么做肯定不是因为爱惜高丽人，而是…李家在辽东不断发展壮大，从而需要越多越好的人丁和廉价劳动力。李家想充实自家地盘里的人口，本国明人不合适，辽东毕竟苦寒，内地明人没几个愿意迁到辽东，除非开出优厚的条件，但那么做成本太高，蒙古人、女真人也不合适，原因无需多言，高丽人最合适，这些高丽难民都是没活路前来投靠的，所以不会太讲究、提出较高的条件，只要有口饭吃，再发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就足以让他们卖力干活。

李家此举也是受到夏华的“蝴蝶效应”影响，夏华还有杨江给李家出了好几个发财的金点子，但需要越多越好的人口劳动力，所以，李家眼下才会这么大胆地私自接纳高丽难民。另外，由于夏华的“先见之明”，李家手里不缺粮，在保持军粮供应充足的前提下能额外地养活数以万计的高丽难民。

夏华对此不作声，一来，李家是他的军政盟友，李家此举也能推动辽东的开发，二来，那些走投无路的高丽难民总得有个吃饭活命的去处吧？把他们挡在鸭绿江边的话，他们只能活活饿死，于心何忍？

十月下旬，首批明军抗倭援高部队正式渡过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在这同时，宋应昌、李如松等主帅主将大人物也过江来到了义州。接到报告后笑得合不拢嘴的李昖急急率领文武百官亲自出城迎接。

“公玉兄！”“公玉兄！”

“礼卿兄！稚绳兄！”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夏华见到了两位久违的挚友，正是袁可立和孙承宗，二人跟夏华一样欢喜不尽。——孙承宗字稚绳。

夏华、孙承宗、袁可立三人是万历十七年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高中后一起进入翰林院镀金，然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夏华被下放地方去新安县当知县了，孙承宗和袁可立则在翰林院里镀完金后通过夏华和李建业的关系去了李如松部下任职，从此投身军旅，孙袁二人都是将才、帅才，早点得到磨炼自然是好事。

眼下的孙承宗和袁可立都在李如松部下担任中级军官，两人的军职都是把总。

把总是什么呢？这要先说说明军的兵制。经过二百多年的修修改改、增增补补，明军此时的兵制很复杂，存在好几套体制，又互相纠缠、共用、影响，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简单地说，卫所制自明初被确立后就一直变化不大，但营伍制自嘉靖年间出现后可谓“变化多端”，到眼下的万历年间，明军边境部队通用的典型兵制是这样的——

十人为一甲，设甲长一名；

五甲为一队，设管队官和贴队官各一名；

十队为一把总，设把总一名；

二把总为一千总，设千总一名；

三千总为一营，全营大约三千人，这就是营兵的基本单位。像游击、参将统领的兵力，基本上就是一个营，副将/副总兵统领的兵力会多一些，往往三至五千人，相当于“加强营”。

孙承宗和袁可立现在当的是把总，正七品级，各管大约五百人马。

比把总高一级的千总差不多就是守备，杨文在新安县、在刚到固原镇时当的就是守备。为什么会有“千总”“守备”两个名字？很简单，一个是边军营兵体制，一个是卫所兵体制。

差不多三年没见，袁可立和孙承宗都变化很大，变黑了，变精壮了，满脸风霜、满手硬茧，袁可立留着精神干练的八字胡，孙承宗留着张飞式的大胡子。

孙承宗和袁可立虽然只当个把总，但在李家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