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近岸海面已经冰封的辽东湾，夏华乘坐在马车上看着外面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场景，心头很是欣慰。

汉末天下分三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但实际上东汉末年华夏除了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外，还有第四个政权，便是割据辽东的公孙氏家族，国号“燕”，最后被曹魏灭了，率领魏军攻灭燕国的正是司马懿。此战，司马懿打得很漂亮，在军事角度上十分成功，但在政-治上、战略上却很糟糕。为一劳永逸地连根铲除公孙氏政权，司马懿在率军攻破燕国后大开杀戒，屠杀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强迁四万余户、三十多万人到中原内地，这一手对摧毁公孙氏政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割据辽东数十年的公孙氏政权由此荡然无存，然而，公孙氏政权虽是曹魏的敌人，却也是个汉人政权，燕国军民大多是汉人，他们在辽东的存在一方面给曹魏造成了很大的祸患一方面又让汉人势力在辽东牢牢扎根，让境外异族无法染指辽东，结果被司马懿这么一顿大杀，辽东的汉人势力从此陷入空虚，给了异族比如高句丽人扩大地盘、壮大坐大的可趁之机，后来，“高句丽数侵叛”“全盛之时，为华夏巨蠹”，隋朝为灭高句丽而耗尽国力，唐朝为灭高句丽也费了很大的劲。

人是一切的根本，华夏想要长久地、稳固地控制某地，就必须在那个地方有足够多的华夏人。辽东向来是荒凉苦寒、人口稀少的地方，但因为这场高丽战争，辽东人口数量为之急剧增加，前前后后有三十多万高丽百姓为躲避战乱和本国严苛统治而渡江、渡海逃到辽东，一开始，他们从高丽南部、中部等地逃到高丽王和高丽朝廷迁移所在的高丽西北部即平安道，但平安道根本养不活涌入的这么多外地人口，于是他们又逃去了辽东。

在这件大事上，具有决定权的既不是高丽朝廷也不是明廷，而是辽东的土皇帝：李家。大量高丽百姓进入辽东避难求生，高丽朝廷肯定是不愿意的，人口流失必然影响到政权根基，战争前期，高丽朝廷顾不上这件事，在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高丽局势稳定下来，高丽朝廷立刻向明政府和李家索要进入明国境内主要是辽东的高丽人口，李家充耳不闻，明政府鞭长莫及，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角度出发，明政府自然是排斥大量异国人口进入本国的，但明政府对李家的管束力可谓隔靴搔痒，加上明政府高度依仗李家镇守辽东边疆、李家将兵在高丽战场上又厥功甚伟、万历帝高度宠信李如松，所以对这件大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家在鸭绿江对岸不但提前准备了大量粮食物资用于开办粥厂、救济场所等，其部队在进入高丽后一旦遇到无家可归的高丽难民、流民都会不遗余力地“打广告”劝说他们前去辽东。李家这么积极地接纳进入辽东避难求生的高丽百姓，自然是为了充实人口、壮大实力。在这件大事上，李家得到夏华的积极援助，李家出土地、人口、部分钱粮，夏华出部分钱粮以及最重要的技术，一批批明华大学的师生和传教士被他派到辽东来，大力引入玉米、番薯、土豆等比小麦、水稻更易栽培的粮食作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教导当地民众种植这些农作物。

后世东北辽吉黑三省都是产粮大省，但眼下完全没这回事，著名的“北大仓”指的是松嫩平原，跟辽东这片丘陵山地毫无关系，再者，小冰河时期气候恶劣，更无所谓的北大仓，除了气候，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这个时代缺乏耐寒的农作物，农业技术远不如后世，种不出足够多的粮食，土地再肥沃也支撑不起中原王朝势力长久立足，奴儿干都司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说起来，辽河中下游平原也是四战之地，明朝能实控此地、影响东北亚局势两百余年已经很不错了。

比起华夏本土的小麦和水稻，外来的玉米、番薯、土豆更易在辽东栽种。

棉花也是不可忽视的、辽东地区需尽快普及种植的农作物。东北大规模推广种植棉花始于努尔哈赤时期，这一经济政策无疑十分正确，既增加了后金的财政收入，也解决了东北民众冬季御寒需求，如今提前很多年被付诸行动，必然效果更好。

种粮食主要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种棉花主要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辽东经济开发的最大财政收入还是盐业。早在夏华和李家刚展开合作时，双方就积极地筹备这个赚钱发财的大项目，如今条件已成熟，特别是大量高丽难民的到来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比起明朝此时普遍使用的煮盐法，李家在辽东推广的晒盐法能让盐业的规模、产量得到飞跃性的提升，这项重大的技术正是明华大学的师生们包括那些在明华大学里担任外籍教师的传教士摸索出的，他们引入了欧洲的晒盐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