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栋这么一死并且还死得不明不白，杨应龙绝无可能善罢甘休，明国西南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必将因此而再度被阴霾笼罩。

明国内部产生不稳定因素，高丽内部也一样。

高丽全国被划分为八个道，若问八道里哪一道在这场战争中受战火波及破坏程度最低，答案是位于高丽半岛东中部、庆尚道之北、京畿道之东的江原道，这一点从倭军进兵路线上就能看出：倭军在庆尚道登陆入侵，接下来一路向西北横穿忠清道，再向北依次横穿京畿道、黄海道，最后兵分两路侵入平安道和咸镜道，中途又侵入了全罗道，以上七道先后陷入兵荒马乱，唯独江原道没什么燃起战火，倭军由始至终没怎么出兵侵入该道。

江原道为何能在这场战争中“独善其身”呢？根本原因是地形，被称为“高丽半岛的脊梁”太白山脉呈南北走势地贯穿该道，使得该道境内不但高达八成是山地，并且山岭平均海拔较高，加上该道不是倭军席卷高丽半岛的必经之地，倭军自然会避开该道，从而让该道得以幸运地免遭战火波及。

不过，在这个冬天里，江原道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兵灾。

高丽境内的局势本来是很清楚的，共有三股势力：明政府出动的明军、高丽王朝势力、倭军。这三股势力彼此的关系也是明明白白的：明军和高丽王朝势力是盟友，双方并肩作战，倭军是明军、高丽王朝势力共同的敌人，三方分为两个阵营，这是没什么可质疑的。

然而，江原道出现的“第四股势力”让高丽境内的局势变得复杂了起来。

这支“第四股势力”在高丽朝廷眼里是不折不扣的叛逆，因为该势力是反高丽王朝的，这股反叛势力的组织者名叫李梦鹤，是高丽王室的一个后裔，具有王族血统，他原本在军中担任操练将官，战争爆发后，他眼见高丽军不堪一击，高丽王朝虚弱本质暴露无遗，高丽王、高丽朝廷都大失民心，百姓多感怨愤，便觉得这是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于是，他串联高丽军中一些将领和军官，自称圣佛出世，在经过一番准备后于明军、倭军、高丽军都不太管的江原道揭竿而起。

倭军打来，高丽民间涌现出很多支抗倭义军，这些抗倭义军有一个共同点：不反高丽王朝，仍然尊奉高丽王朝为高丽半岛正统。接下来，这些抗倭义军有的主动投靠了高丽朝廷，有的被高丽朝廷收编，有的领头者受到高丽朝廷重用，比如权栗——权栗受到重用是因为他并非民间人士，而是名门望族出身的官宦子弟——有的受到高丽朝廷的猜忌、打压甚至迫害，因为被收编了，交出了兵权，所以就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但也有一个异类，正是“李尧臣”刘企，他不反高丽王朝，在名义上效忠于、听命于高丽王朝，没打出要推翻高丽王朝或割据自立、新建一国的旗号，但他在实质上自成一系，既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又始终掌握着兵权，让高丽王朝无可奈何。

这些抗倭义军领头者之所以不反高丽王朝，不完全是因为忠于李昖或高丽朝廷，而是他们知道，外敌大兵压境，在这个时候，国家内部绝不能乱，必须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对外，所以，李昖再昏庸，高丽朝廷再不得人心，也要对其拥护和效忠，岂能在打外战时引发内战？

李梦鹤跟权栗、刘企等人完全不同，他一方面抗倭，一方面又反高丽王朝现李昖政权，公然打出推翻腐朽黑暗的李昖政权、建立一个“大同乐土”新高丽王朝的旗号，须知，他是拥有高丽王族血统的，这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天生优势，在他起事后，高丽民众应者如云，使得他的部下很快就像滚雪球一样猛增到几万人，这是因为，广大高丽民众一方面仇恨倭军，一方面也仇恨高丽王朝的李昖政权，很多高丽老百姓对李昖政权的仇恨程度甚至超过对倭军并因此而去投靠倭军。

对高丽民众来说，李昖政权、倭军，都不是好选择，前者腐朽黑暗，后者毕竟是异族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梦鹤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投靠了他，既反李昖政权也抗倭。

这场被高丽朝廷称为“李梦鹤之乱”的动乱爆发后，李昖等高丽君臣头痛不已，外战还在打着，却又祸不单行地爆发了内乱，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丽朝廷想要平定这场动乱，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高丽军主力要配合明军对战倭军，抽调不出太多的兵力镇-压围剿叛军，其次，叛军在其占领区内“颇得人心民意”“叛军攻破城镇，当地官员纷纷逃跑，吏民皆以酒食迎接叛军，听从叛军号令”，再者，叛军的占领区位于多山地的江原道，当地山脉纵横，易守难攻，不利于高丽军进兵攻击。

这年头，朝廷官军和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