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凡六十多岁的父亲在阳光稀薄的午后怀揣着五千块钱来到庐阳，晚上郑凡要带父亲到城中村小馆子里吃晚饭，父亲不干，郑凡只得在巷口的卤菜摊上买了一包熟食和半斤花生米，父子俩在出租屋里一边聆听着屋外呼啸的风声，一边喝着火烧刀子酒，三杯酒下肚，父亲的脸被酒精憋成酱红色，他从怀里的棉袄口袋里掏出报纸包着的钱，然后拍在开裂的小桌上，“你爸没本事，没钱贴你，让你在城里受苦了，到如今还住在这漏风的房子里。”其时屋外凛冽的寒风从木窗的裂缝里钻进来，不停掀动起包着钱的旧报纸边角，而旧报纸上的房屋经久耐用温暖如春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知父莫若子，”父亲等待着儿子光宗耀祖的梦想早就破灭了，郑凡不但没能帮家里翻盖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还要像蚂蝗一样附着在父亲的躯体上吸父亲的血。郑凡胃里有一种被灌进了毒药后挣扎与撕裂的痛苦，但他不能表现出来，如果他要是跟着父亲一起抒情的话，那就会给父亲又灌一回毒药。郑凡觉得此时唯一能摆平内心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灌醉，让酒精麻痹父子俩，他给父亲倒了满满一茶缸火烧刀子酒，“爸，天太冷，多喝点，暖暖身子！”

父子俩没几个回合，一瓶火烧刀子酒就见底了。然而酒量平常的父子俩却都没醉意，郑凡脑子里突然冒出来“酒逢父子千杯少”的奇怪的结论，就买了一瓶酒，喝光了，郑凡给父亲泡了一杯浓茶递过来，“从哪儿弄来的钱？”

父亲喝茶的感觉没有喝酒好，他轻轻抿了一口，“县城打工挣来的，像我这么大年纪，没有木匠手艺，根本找不到活，在建筑工地当木模工，累是累一点，好歹能帮你挣些钱，凑凑买房子。”

郑凡问父亲，“多长时间挣的？”

父亲很有成就感地说，“没到半年，就挣了五千。比种田划算多了。五千块钱能买城里多大房子？”

郑凡说不到一平方米，他怕父亲不明白，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指着椅子说，“就跟这椅子一般大的面积。”要是买维也纳森林的房子，五千块钱只能买到一口铝锅大的地方，他怕父亲难过，就没说。

父亲有些失望，他拼命地抽着烟，脸上的表情与那一年被乡执法队抓走罚款后放回来时一样，说话的腔调也一样，“真没想到房子这么贵，等到党和政府知道了房价太黑，一出手，准得降，我在工地上干一年总得买上一张床大的地方才是，单人床也行呀。”

郑凡也借此给父亲虚开了一张他早就不相信了的空头支票，“等到将来房子降了，我买一个一百二十平方的大房子，把你和我妈都接过来住。”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开空头支票了，多开一张无关紧要。

父亲被郑凡的空头支票点燃了激情，“我跟你妈在乡下住惯了，不会老住你这的，我们偶尔来看看孙子就走。你媳妇还没回来？”

郑凡说，“韦丽刚才来过电话了，她今晚加班回不来了，住单位宿舍，她要我向你问好。”

父亲说，“这孩子跟着你遭罪了，我们对不起人家。都怪你爸没本事。”

郑凡看着风吹日晒的父亲脸像一张旧抹布，粗糙的手上蛇皮一样开裂，郑凡没再说话，他突然站起身，默默走过去，将墙上的那幅“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标语撕了下来，慢慢地撕碎。

父亲怔怔地说，“你这是干吗？”

郑凡说，“时间太长了，又脏又旧。”

父亲说周天保家的钱今年是还不上了，老周又去住院了，估计熬不过明年，后年差不多能还钱了。郑凡说，还不还都无关紧要，反正一时也买不了房子。父亲急得脸上冒汗了，“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呀，你爸只能拿这么多钱。”

郑凡给父亲的杯子里续上水，安慰着父亲，“听说我们单位要集资建房，房价比市面上要便宜一半，也许明年就能批下来，后年就差不多能住上新房了。”郑凡说这话时就想起了韦丽对他的判决，你是一个骗子。因为艺研所这样又穷又小的文化单位根本不可能批准集资建房，那次郭之远所长酒喝多了在酒桌上说的，谁都没当真，酒醒了后他自己也早忘了。

父亲说今年过年把韦丽带回老家，摆几桌，请乡亲乡邻地庆贺一下，补办个婚礼。你都三十了。郑凡自言自语着说，“是呀，我都三十了。”

屋外的冬夜里，风声呼啸着趟过屋顶，与远处火车凄厉的汽笛声遥相呼应，城中村像是死去了一样，没有一点动静和声响，屋内父子俩沉默喝茶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刺耳。

父亲第二天一早就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