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汉王朝控制着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个绿洲地带，确保了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频繁顺畅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贸易与宗教沿着丝绸之路（印度佛教徒们正是通过这条路来到喀什噶尔和中原传教），把希腊-罗马艺术带到了中国。在多数情况下，梅斯·蒂蒂亚诺斯委派到中国的人与佛教传播者们的活动有着同样的目标。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丝绸之路南线，也就是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线。奥瑞尔·斯坦因带领的探险队，在古于阗（约特干）发现了罗马皇帝瓦伦斯统治时期（公元3**年-公元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拉瓦克，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组有着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浅浮雕，佛像身上的希腊服饰雕工非常细腻。稍微偏东方向，在尼雅，探险队找到了一个存在于公元3世纪末期，早已废弃的古城遗址，遗址里出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原鄯善国境内的米兰，他们发现了一些精美的希腊式佛教壁画，画面上的形象主要是佛陀和僧侣以及天使。这些长着翅膀的天使，外貌带有明显的罗马-亚洲特点。这些壁画上都标注着印度字“Tita”（经研究鉴定，已经确认“Tita”一名就是“Titus”），很明显，这些壁画的年代都在公元3世纪-公元4世纪之间。

当汉代国内处于局势稳定时，大批佛教传播者相继穿过这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帕提亚人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抵达中国，一直待到了公元170年在中国去世。公元170年前后，印度人竺佛朔和月氏人（也就是印度-斯基泰人）支谶都来到了中国，他们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公元223年至公元253年，一位月氏使者的儿子名叫支曜的，把一些佛经翻译成了汉文。说起这些月氏人，他们非常有意思，正是这些来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的使者们，通

过丝绸之路，将佛教带到了塔里木盆地和中原地区，这也就意味着丝绸之路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作用。除了这些来自贵霜帝国（或印度）的传教者之外，还有许多信仰佛教的帕提亚人继续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进行着改宗的工作，了解这些仍然是有价值的。在中国的大藏经中，记录着那些经由塔里木盆地进入中原传教的佛教使者和译经者的名字。在塔里木地区，一群来自伊朗东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僧人从事着译经工作，他们将神圣的梵文手写本翻译成东伊朗语、龟兹语等各种方言。在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很有必要回顾一下，那就是声名远播的鸠摩罗什（公元344年-公元413年）的事迹。

鸠摩罗什祖籍印度，他出生于龟兹贵族家庭。鸠摩罗什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情愿放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寺院潜心礼佛，但是龟兹王强留他继续做官，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继而有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从小跟随在母亲身边，在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学。当他返回塔里木时，游历疏勒（喀什噶尔）并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从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疏勒与龟兹一样，都是印度思想的活跃中心，这两个城市的统治者争相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的宫里，并以此为荣。当鸠摩罗什回到龟兹时，龟兹王帛纯（汉译音）亲自迎接他，而莎车王的两个孙子则拜他为师。直到公元382年-公元383年汉人将领吕光（后凉政权的创立者）入侵龟兹，鸠摩罗什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祖籍克什米尔）一直都住在龟兹。攻占龟兹之后，吕光把鸠摩罗什带回了汉地。据说吕光见到龟兹的宫殿时，大吃一惊，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龟兹的宫殿是多么宏伟壮观。人们推测，吕光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在龟兹所看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都是传统的印度和伊朗式的，而不是采用的中国样式，也就是说，事实可能与哈钦的看法一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创作于这一时期前后。

就像

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亚洲大陆的文明分布在两个明显的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再到鄂尔多斯，盛行着草原艺术。精心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显然是起装饰作用的程式化动物形象，是草原艺术的典型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绿洲上，生活在环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带上的居民中，流行着受到希腊艺术、伊朗艺术和印度艺术直接影响的绘画、雕塑艺术。希腊艺术、伊朗艺术和印度艺术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而且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