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带大的孩子，哪个不盼买一支好玩的枪呢。有钱的，会给孩子买一挺机关枪、冲锋枪。钱少的，会给孩子买一支大肚匣子或一勾嘎嘎响直冒火的手枪。没钱的也要用秫杆或柳条给孩子绑扎一支长枪，再不就用木头削一把小镥子。而得到枪的孩子们哪，不管三个、五个还是七个八个，到一块的时候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模仿小人书或电影里的人物从军打仗。从使用热兵器的李向阳、杨根思、黄继光、董存瑞……到使用冷兵器的林冲、赵云、罗成、岳云，托塔李天王……大家都争抢着扮演。有时光为争当一个英雄角色就要混战无数场的，分不出胜负便不得不以真假某某告一段落。就连有些女孩也抢着充当花木兰、穆桂英以及双枪老太婆啦。我们的儿童战争几乎连年不断，从春秋战国打到大泽乡起义，然后是三国鼎立、瓦岗寨、梁山泊、三侠五义一场一场打下去，直打到抗美援朝再反复乱打，哪一个身上没有几处伤痕啊，有一回我跟妈妈去夜校听课，老师正教一帮妇女们唱“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的歌儿，教完了叫妇女们讨论：你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我插嘴说，要战争呗！大人问我为啥要战争，我说，要战争好拿枪打仗呗。

我天天幻想当兵打仗，其实我十岁以前一个真兵没见过，都是小人书和口头故事的影响，那就是所谓的文化积淀吧。十岁那年秋天我们镇子西边少陵山的三角架下忽然支起一顶帐篷。上山打柴的大人们说那是来了三个解放军，我就象听说来了三个神仙，和小伙伴们秘密串联好，各自偷了家里的洋柿子、黄瓜、白菜、大萝卜或者土豆，悄悄给解放军送了去，目的就是看看解放军啥样，最好再能摸一摸真枪。我们的交换成功了。见人家很热情又得寸进尺，每人要了一个子弹壳。回到家，大伙儿挖空心思把子弹壳接上铜管做成真手枪，用爆竹的火药装进膛里去放响，装了砂粒竟打死过一只小鸡。

解放军走了，他们和他们的帐篷、冲锋枪还常常回到我的梦乡。从此《我是一个兵》的歌儿就被我们唱得滚瓜烂熟了。冬天除四害，我能在拉开皮条弹弓向树上的麻雀射泥弹时信口唱出“我是一个兵，打你不留情，老师向我要你的腿，不打咋能行……”夏天，从深井里用辘辘摇上一罐水，忽然发现里边有几块冰，大家疯抢着含进嘴里解渴时，又可以顺嘴唱出，“我是一块冰，吃了肚子疼，跑肚拉稀别怨我，怨你好吃冰……”不管春夏秋冬，干啥事时我们都能顺口把歌词儿改一下唱起来。

春节啦，奶奶烧上香，点了许多蜡烛供家谱，我就面对老祖宗的牌位哼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祖宗，上学考试难住了我，分数是个零……”边唱边问奶奶，那些祖宗们都是干啥的。奶奶就象讲故事似的讲起了他们。听完我便失望地仰脸问奶奶：“咱家祖辈到现在，咋没一个当兵的呀？”奶奶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种地也比当兵强！”当然了，奶奶说的是解放前。可惜的是，我们家中我这一辈人都失去了当兵的机会。爸爸是他那一辈中唯一的读书人和教书人，他当过校长后来当中学老师，所以我没到当兵年龄便考上了高中。上高中都是为考大学的，慢慢地，童年和少年的憧憬又被青春的理想取代了。

可是啊，刚刚成为青年就刮起的这场急风骤雨把我心窝中还没长出羽毛的理想又吹跑了。我又被一首《当我十九岁的时候》的诗所燃烧：

……

倘若我能提前三十年诞生，

我一定背一支小马枪、戴一颗红五星，

跟着伟大统帅，

迈步在雪山、草地的队伍中。

……

一只手把我从梦中揪醒，眼前还是一个朦胧的人就听他选：“还不快点报喜去这样子！”

杨烨的舅舅，简简单单一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但以为还是梦中。“批准啦？”我问。

“你所有的官衔都被免了这样子，连‘红卫’两个字也免掉，只剩一个兵字这样子！”他的巴掌重重落在我肩上，我觉得那是有生以来挨过的最亲切的一巴掌。我嘴和脸都哆嗦了。解放军的一员，哪怕最小最小，每个行动都真正和革命连在一起了。我深深鞠了一躬，好像这便是告别学生时代，从此将永远使用军礼的最后一个鞠躬礼了。饱涌的泪水被甩出了好几滴。我象捧着整个一颗心说：“谢谢您，首长！”

“不过，你要同父亲划清界限这样子，好好干这样子？”

我怔了一下只稍稍一怔，便真诚而深重地嗯了一声，然后撒腿冲出县革委大院，发狂地朝大街跑去。天微微亮，路上没有行人，我不知被大脑的哪根神经支配着，在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