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埃勒少校并未在香港逗留，他只留下一个联络员预备接应飞鹰队，他领着其他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他不仅急需从陶德曼（德国驻中国大使）那里知晓更多有关中日开战以来的信息，更需要恶补一下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很多东西，好尽快的梳理出一条客观的真实的不带有任何倾向性的观察思路，为下一步工作开展确立明确的方向。

在陶德曼的上海办公室里，埃勒一头扎入了浩繁的情报、电报和报刊中，渐渐的一条清晰的脉络出现在埃勒的眼前。

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停止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腾出手来在经济上、军事上为日渐迫近的中日战争做相应的准备工作，这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心生恐惧。他们决定改“蚕食政策”为“鲸吞政策”，迅速策划出新的“大陆计划”，决定提早动手，速战速决，决不能等到已经与共产党联手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国家统一的蒋介石做好战争准备后从容的为大日本皇军掘好坟墓。

“七七事变”后，在日本军部的支持和推动下，天皇、军部和内阁终于在同一时间穿上了同一条裤腿，于7月13日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正式将华北局部冲突扩大成为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份声明也基本打消了南京政府军界上层一些人在战争遽然来临时的“准备不足而缓兵”的意见。

7月17日，准确感知此次不再是日军惯常的军事挑衅而是战争降临的蒋介石，这位自“九.一八”事变后被扣上不抵抗帽子而压了六年邪火的中国领袖在庐山拔剑竖眉，铿锵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旗帜鲜明的打出了抗战立场。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讲话开篇就把中日战争同国际和平联系起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埃勒边读边体味感悟着这位中国领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他对中日之间战争的战略设定。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衡量一名情报官的优秀与否，要看他是否具有细腻的感知能力，冷峻的政辩思维力，理性的逻辑判决力，犀利的细节探查力，客观的历史还原力。

埃勒边埋首阅读，边时时闭目想象并努力还原刚刚发生的已经成为历史的画面，他常常停下来瞑目默想，将自己置身于双方统帅部里，去感知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就是庐山之中那位他远远的见过数面但从未进行过语言交流沟通的始终予人以铁血军人气质的中国领袖。

黑云压城，飓雨来袭，神州摇曳，龙蛇俱动。

身置庐山之中，感知八方风雨。

对这一切尽悉洞若观火的蒋中正，这位有着钢铁般意志力和极强忍耐力的中国此时此刻的“九五之尊”，却出人意料的暗中吁了一口气：该来的迟早要来。是的，该来的肯定会迟早要来，躲是躲不掉的。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早有对此的心理预应力以及对此的战略方案和诸多预案。既然躲不掉，那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领袖从来都是杀伐果决的。

他从来就没天真的想过日本会给他更多的战争准备时间，也从来就没幼稚的认为天下虽一统，人心皆所向。事实上在中国，越是混乱时期，尤其是战争时期，越是人心惟危，各色人物都会跳将出来登台表演一番。

他预感到这场避无可避的来势凶猛的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将是他执掌中国以来最严峻的最残酷的最险恶的一次智慧、意志、毅力和忍耐力的综合考验。

他并不惧怕表面上气势汹汹的日本人，熟谙历史的蒋介石知道，他提早为日本人设计的持久战争的国防战略必胜无疑，真正令他心悸而无胜算把握的是借着这场战争来自内部的江山控制权的斗争。在统御军众抗战的指挥舞台上，自己的每一次失误都将成为被人攻讦、遭人诟病的把柄和无限放大的污点，搞不好，那些表面上偃旗息鼓的老对手们会借机发展起来，并群起尤而效之，形成尾大不掉或强枝弱干之势。

自古以来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