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难民营没有自己的土地，五千多人挤在这块不过千亩的巴掌大的地方，粮食、蔬菜都要外购，且先要满足难民们的基本需要，很难拿出结余来奖勤罚懒，引导民众。所以，何家垣推出的许多措施，都难以得到民众的响应。

二是多数难民是庙行保安团官兵和民工的眷属，靠军饷和工钱过活。工匠是私有者，主要承担保安团的业务，公营的手工业也就组织不起来，这使得难民营没有多少产出能拿出去换回钱财，无法形成经济循环。

三是开小商店的难民越来越多，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市场。这就直接打破了何家垣统购统销，照顾公平的公有制设想。且随着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的计划。

何家垣当然不会动用暴力去强制推行他的想法，可思想工作又抵不上利益的诱惑，就只得退回原地，认真行使起他专员的管理职责，不再瞎弄了。没想到，他顺势而为，通过难民委员会的协商来解决各种问题，切实地服务于民众，难民营倒欣欣向荣了起来，何家垣也在苦笑中获得了万民拥戴，说话也更顶用了。

何家垣左思右想，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就常找李默晗和唐洁白聊这些事。唐洁白视这一切理所当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而李默晗又太忙了，实在没空去教他，便到书店精挑细选了几本经济学的书送给何家垣，让他自己学习，揣摩。

何家垣把所学结合所用，慢慢对政治、经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渐渐少了许多理想主义的空想，多了些现实主义的实干精神。民政管理能力，经济经营能力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考虑问题也比以前周全得多，为人处事等各方面都踏实了许多。这段时光，变成了何家垣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但他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发展壮大党组织，一直是挂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对张志民，他总是捉摸不透。他很肯定张志民就是自己的同志，可无论如何试探，张志民就是不回应，甚至都到了见到他就转身而走的地步。

更奇怪的是，他费劲心思安排到保安团从军的几个党员，包括他的亲弟弟何家宸，都在组织关系上和他这条线断了。他找市委工委询问情况，结果陆书记不仅言语躲闪，更是严令他不要插手保安团。给他闷了一肚子疑问。

他还试图发展李默晗，可不管他如何拐弯抹角，可只要他对当局，对国家现状提出批评，她就会岔开话题，或找借口回避。试过几次，何家垣的心思也就淡了。

可是，如果说李默晗是个一心忠于当局的人，他又是不信的。他的战地服务团、义勇队和保安团的关系密切，军事训练在保安团进行，战场救护也是军医处培训的，就算是在战场上偷偷弄武器，保安团也是视而不见。

如果何家垣执行党中央的号召，揭竿而起，他至少能武装三百人的队伍。他却一力压制其他党员组织暴动的提议。他的理由是：“19路军在打鬼子，别人不知道，你们这些亲眼看到的人难道也不知道吗？中央在苏区，离上海这么远，不了解情况也是有的。”当然，这个党支部，有七八成的党员是上海人，他们的心思也是抗日的，所以每次投票的结果都是赞同何家垣帮助19路军的占多数。

本来，何家垣这样做也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可奇怪的是，上海各基层支部都不约而同地决定，即使不帮助国军抗日，至少也不要去拖国军的后腿。当何家垣得知这些情况后，不禁想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偶遇李默晗时的谈话。

李默晗说：“鬼子伸出魔爪了，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敌强我弱，只有全体中国人同心同德，才能把鬼子赶出去。抗战不是19路军一军之事，也不是国民党一党之事，这是全国民众的愿望。谁要是敢违背这个愿望，破坏抗战大局，谁就会成为全体国民的敌人！”这话说得慷慨激昂，可每当何家垣想起，就总感觉这话是特意说来警告他的。

何家垣轻推开虚掩的房门，轻声道：“丽，我回来了。”一个修长的身影从摇椅上跳了起来，何家宸欢喜地叫道：“大哥。”何家垣高兴地摘下手套，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不错，更精神了。”付丽娟满手面粉的支楞着，从厨房里探出脑袋来，说：“二叔，先给你哥端碗热汤喝。我这搓灯圆儿呢。”何家宸答应一声，何家垣拦住了，说：“你坐，坐。到大哥家里，还要让你忙活？我自己来。”便进厨房了。

喝了热汤，洗干净手，就帮着妻子和着糯米粉，把花生、芝麻、枣子混进粉团里，捏紧搓圆，准备着“大灯圆”。何家宸靠回摇椅，烤着火，闭着眼，仔细考虑如何和他大哥谈去西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