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的时候在乡下，父母外出，留下些零钱给我。等到正午时候卖凉皮的女人远来了，我听着她的吆喝声，像盼望已久的歌声。我隔着大铁门叫她，她从门缝里拿了钱，从门下把凉皮塞进来。等到卖油条的老朱吆喝着嬉笑着再来了，我也叫住他，他听我只要一根，就不要我的钱，摆摆手笑着走了。再后来赶着马车小卖部的老杨头，我叫他，他应了我之后就在门外呆上一会儿，隔着铁门和我说会儿话，临走再送我一包糖豆。我听着他悠扬的马鞭和弯转的吆喝渐行渐远，年幼的心总能因为仁慈的馈赠而满足。后来很多年过去，吆喝这门艺术民间艺术渐渐没落，那悠扬的标志性民间歌声也渐渐陌生了。

回想往日，恍如隔世。

纸扎匠这便不可避免的谈及死亡。佛家禅言：大生大死，大喜大悲，大善大恶，大虚大空。与生打交道的人稀松平常，平凡如你我，并不珍奇稀罕。物以稀为贵，为死亡做度送的人便成了稀客。这稀客须不惧、不畏，不伤、不悲，不奇、不惊，不喜、不泪。纸扎匠的手艺，稳稳实扎他的纸人、纸马、纸轿、纸车，人死后身体尚且存留浮世的最后一段路程，总须有体面的葬品作陪。纸扎匠的心境，须面如平湖，须冷漠寡言，不因生死喜悲哀乐，方做的了死亡的送行人。一把火烧得干净，这一遭算是结了因果。

兰镇的纸扎匠官名南月什，尊称南先生。

南先生的纸扎铺子却在兰街上开不得，当街卖寿衣扎纸扎，晦气。偏安在主街一处枝节胡同里，供着菩萨佛爷，敬着香火檀炉。灰瓦黑砖，悄悄的那么一隅，不碍眼。

在城市以外的土地上，生命的形式简单乏味，从来都是卑微的生，庸碌的死，千篇一律。活了，死了。土地博爱宽容，纳下或圣或脏的尸体。加棺、立碑做铭刻，至多作为血脉传承的提醒。一晃若干年，着眼于生之烦恼的人便忘却的干净，死去的人，哭乐悲欢便无从知晓了。生命的质地以忘却作为延续。多姿多彩，超越肉体意义的生命，在城市以外的土地上麟角凤毛。用南先生的话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拿来还去，两不相欠。

南先生弟兄二人，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活到八十，仍旧健朗。老人身体硬实，在兰河上划船摆渡，夏日里光了脊梁，露出上宽下窄倒锥形的胸脯，红扑扑的一块一块枫叶红，像经过炭火烙烤过一般。腰里扎一根红腰带，船头永远插一根钢叉，叉头处系一根红缨穗子，那红缨钢叉是叉鱼用的，手疾似梭，目光如隼，过眼的鱼船头溜不过船尾。里外四红便得了名――河上四方红。红脊梁，红腰带，红缨穗，红鱼血。可没人想得到四方红对命不眼热，一念看开，没了兴趣。没有以死明志，没有舍生取义，没有赔死偿命，作别尘世空死了。空留下感兴趣的人去寻思，打发寂寞的时候。

那日，四方红泊船上岸，正是日薄西山。老人简单回望一眼，往镇里走。四方红并没有回家，提着一筐鱼进了南先生的胡同。老人把鱼给了南太太去烹作下酒菜，兄弟二人满上酒，闲话夜谈。南先生从老哥哥的脸上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依旧如常。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人仍旧向南先生说兰河里蟹肥鱼硕，河岸边的绿肥红瘦，渡河人天南海北的轶事趣闻。四方红喝醉了，南先生留他歇，他摆摆手道：“不如归去。”踉踉跄跄回去了。几天没见人出门。等再出来，已经盖了棺。

悄无声息的来，悄无声息的去，这样的平民俯拾皆是。老了，活够了，心如止水，平静的为自己准备后事，谁也不告知，悄然辞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弥留之际返照喜悦的回光，殊不知大悟后才能大喜，大喜后总是大悲。

死人送到地里下葬，之后上兰桥送盘缠，一干云白丧服的仪仗队，抬供桌，架纸扎，捧面烛。缓缓向桥上流，缓不过悲凄的劲儿。南先生侄儿来过，对南先生道：“要办得排场，数量不能少；样式无非是那些老路子，依了您，再看样添补。”这支丧葬队伍，便多了一杆钢叉，缀着一条红缨穗子。叉头向上，指天问世，惊神吓鬼，好生气派。明明是死人的东西，却尽数拿到了活人面前显摆排场。停在桥头，死人生前用过的，没见识过的，纸扎车马童男童女，统统聚在一起，一把火起来，一堆灰烬。儿孙亲属抹几把鼻涕洒几行泪，唤那死了的人回来拿他的东西。死人冥冥中称心如愿，活人了了一桩心事，各有所得，各自归去。

佛家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勤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

那年，保丰还是孩子，过着一根冰棍穷开心的日子，从未向南先生抱怨过生活的困顿。由小到大，从无到有，孩子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