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时，大明帝国已是风雨飘摇，即将走向灭亡的历史转折点。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此刻的大明，固然在地图上依旧壮观，但繁华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暗涌洶湧的危机。皇位对朱由检来说，简直是一块石头包袱，压的他快喘不过气来了。

从内部看，大明的病根深藏。一方面，朝廷内部“鱼龙混杂”，宦官与权臣的权力争斗使得政治腐败猖獗，表面看起来一片繁荣，实则内部已经腐朽，奸佞当道，民不聊生。而东林党人与阉党的争斗，更是剑拔弩张，彼此倾轧，直至白热化。官员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朝政无序。但崇祯并非软弱的君主，他决心进行改革，他扫除奸佞魏忠贤，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他任命杨嗣昌为首席辅政大臣，整顿吏治，袁崇焕为辽东总兵，赐天子剑，授生杀予夺之权。然而，朝政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心让他成为意志坚定的君王，也被视为独断专行，猜疑多变的庸君。往复之间，他困惑于如何平衡多方面的矛盾试图实现皇权与士族大夫，封疆大吏之间的和谐共存，可这是登天之难。

另一方面，民生凋敝，民不聊生，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举国上下普遍存在着十室九空的惨淡景象。重税压迫使得农民无法维生，百姓生活水平极度低落，普遍存在着对朝廷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社会矛盾重重，矛盾激化，酿成了农民起义。

从外部看，四面楚歌。辽东的后金逐渐崛起，步步逼近，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如同一口“吃人的大锅”，随时可能将大明吞噬。边境屡屡告急，使得朝廷内部的争斗更加激烈。

总的来说，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时，大明帝国已经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危机之中，朱由检的改革政策，虽然初衷良好，但由于内外压力巨大，无法实现，终导致大明帝国的灭亡。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不过，他的执着和坚韧，他的不屈和悲剧，却也成为了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深深的回味。

而此时的后金，皇太极初征朝鲜，后方大定，辽东大地而后降服蒙古诸部落，兵锋正盛。

崇祯皇帝朱由检决定重新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负责辽东的全面战事。被赋予了兼督天津、登、莱等处军务的重任。面对日益逼近的后金军队，袁崇焕却毫不畏惧，他深知此时的明朝需稳中求胜，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他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复辽战略，展现出他的高超军事智谋。袁崇焕明白，防守是主要的战略方针，通过巩固防线，以静制动，用以抵抗后金的进攻。战斗则是在必要时，采取奇袭，打破敌军的攻势。而“和”则是在保持力量对比的同时，通过和平手段稳定战局，赢得时间和空间。他的战略注重实际，遵循“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的原则，强调实际行动胜过空洞承诺。

在袁崇焕的领导下，辽东防线逐渐坚实，明朝在宁锦的防御力量也得以加强。袁崇焕的策略之精妙，使后金军队的进攻多次受阻，为明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他的军事才能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明朝延续了更多的生存时间。

面对对袁崇焕的坚守无法抱以容忍之心。他曾经怅然而叹：“我数次希望求和，但他们并不回应，我岂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挥军西进，偷袭入关。”皇太极掉转战略指向，用迂回之策，舍锦州宁远直线避免铁壁长城，通过辽西进入蒙古草原，然后南下，直插蓟镇的腹地。他计划在明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跨越万里长城，直逼北京城门。无论是占据京城附近的地方，夺取其财物，还是在战场上大败明军，迫使明廷签下投降书，都是不错的结局。

皇太极这样的战略考虑，背后还有一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原在蓟镇边外的朵颜三卫蒙古的喀喇沁部，以及广宁边外的喀尔喀部巴林、札鲁特和敖汉、奈曼等都已经向他投降。这些部落的归附，为他的大军提供了一个毫无阻拦的机会，可以直接进至长城脚下。

天聪三年，皇太极便启动了这条新的进军路线。鉴于行程较远，他预先派遣人手制造船只，将粮食由辽河运至辽西，以备陆运。并且他指示所有投降的蒙古部落，包括科尔沁、喀尔喀、巴林、札鲁特、敖汉和奈曼等，都要随军出征。

十月二日，亲率大军从沈阳出发，由喀喇沁部的布尔噶都引路。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大军来到了蓟镇长城的脚下。然后，皇太极巧妙地将军队分为三路，一夜之间越过长城，接连攻下了汉儿庄、马兰营等边城。十一月三日，明巡抚王元雅兵败身亡，遵化城也落入了皇太极的手中。

大军势如破竹，从遵化城直扑北京。十三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