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鼓荡它们重返九霄。

只是我有些不甚明了，我们的九霄到底在哪里。从操场回到寝室，我没有以往挨着枕头就入睡，我开始掂量着脚下路要不要一直往前走。最后，我自己对自己说：“目前我还没有离开学校，在学校就得把书读好，不能让寝室里那几位姑奶奶看笑话。”可能自己心里有了暗示，我对自己说话后没几秒钟，就放下了之前头脑中纠缠的问题，眼皮也适时重起来，旋即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两天我才给二姐回信，有两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是否该对二姐说，一个是我现在与那个曾经给我送入学通知书的邮递员周一民走得很近，看二姐对此有什么看法；另一个是我们那个大队已经有人开始去外面闯荡了，我也想去，一是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二是我在书上读到过不少古代文人的人生经历，其中有两个人让我倍感痛心，一个是隋末瓦岗军将领王伯当，另一个是唐朝中期诗人诗鬼李贺。

虽然在世人看来，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然而在小小的我看来，他们都因执念太深而英年早逝。李贺如此家贫，唐朝中期又如此重视门阀，李贺何以不顾自己羸弱的身体，远离故土远离阿妈的照拂一心希望得到朝廷当局的迁调，最终生命之钟停摆在二十七岁，到死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王伯当箭术精准，据说连“门神”秦琼的射技都是王伯当所传。王伯当本可以投奔李渊，像魏征、秦琼、程咬金一样，成就一番伟业，可王伯当选择以忠义待人，执着于“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错误地跟着奸雄李密一条道走到黑，致使一代白衣神箭死于万箭之下，辜负了自己当初欲匡扶社稷的平生之志。

我以为一个人只要生活得尽兴，就不必执念于一定得某个方式，不过我们大队出去闯荡的人到底在外面生活得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只是给我们传递出一种信息，就是插田拌土的人也可以不束缚在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还有另外的活法，到外面去求生存。我感觉那个时代对于农民来说，就像惊蛰过后地下冬眠的百虫，一下子鲜活过来了，走出去没准外面也有机会，比读书升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机会肯定要多。

我将这些想法写在给二姐的信纸上，写了满满的一页后，忽然又觉得不妥，如果二姐把这些说给爸妈听，那爸爸会不会受到沉重打击？我知道爸爸对我寄予的希望是很大的。偶尔周末的时候，与爸爸同行回家的王远观老师因顺道经过我家，总爱在我家逗留，他与父亲共同谈论他们包班教授的小学数学、语文课本中的问题，有时也议论当时的教育政策，眉飞色舞地说道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教育方面的新闻，其中让他们露出满脸羡慕之情的是，公社有一户人家的子女考上了公费留学生，他们说那个留学生第一次探亲回家就带回来了有颜色的电视机，比一面墙壁不得小，还带回来了洗衣和冷冻食品的机器，那时乡下没有谁家有电视机，只有镇上有钱的人家家里有一台屏幕比书本页面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机。我听后不以为然，带那些机器能上班车？从外国回来应该不仅仅坐班车，还要坐天上飞的飞机，飞机上能让乘客放那么笨重的家伙？我不敢说出心里话，那个年代发出质疑是不谦虚的表现，不谦虚是一个人最大的缺点。

我最后还是将写给二姐的那封信撕了，同时也打消了放弃读书的念头，我没有勇气听从自己的内心。两天后，我又依照以前说的那些话，给二姐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我现在读书进步虽不大，但我在努力想办法，我既没提到闯荡二字也没提到周一民，我不想节外生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