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百官同我一样站着，必须等待您的到来，只有那时朕才能落座。

又给缪袭特别叮咛:“必须在华歆起身赴会时，你才能回来。“

华歆不得已，只好赴会。

当时太傅钟繇有腿病，下拜起身不方便，而华歆也年老患病，所以上朝进见时都让他们乘车坐轿，由卫士抬着上殿就坐。

此后三公有疾病，就把这种做法当成了旧例。

太和四年，魏明帝派曹真从子午道进军征伐蜀汉，皇帝车驾则向东来到许昌，华歆有机会见到魏明帝。

对此，华歆大胆上疏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提出了修文德的主张，他说:“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

所以应该注重农业生产，安定百姓，如果大魏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背井离乡的心情，那样天下才能治理好;

如果真能做到圣贤的教化日日深入，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感怀威德，吴蜀之民也会归附的。

华歆认为，首先应留心治国圣道，征战只能在不得已的时候使用。

当时华歆言辞恳切，深深打动了魏明帝，且又恰逢秋季大雨，魏明帝终于听从华歆建议，诏令曹真退兵。

太和五年正月，曹睿赐华歆物品、衣物，以示关心。

太和五年十二月戊午，华歆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敬侯。起初，文帝从华歆的户邑中分出一部分封给了华歆的弟弟华缉，封华缉做列侯。

其子华表也世袭爵位，后来担任了尚书。

李巡，汝南汝阳人。东汉末年宦官，当时在宫中，李巡与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北海赵佑都因为清廉忠正被士人所称赞，五人都生活在宫中小巷里，不和别人争夺威势权力。

一次，李巡认为诸位博士监考甲乙科，为了一争高下，于是互相泄题徇私，甚至有行赂定兰台在书经上作改动，把自己的文章写上去的人。

于是前去向汉灵帝请求，自愿与诸位大儒共刻《五经》文在石碑上，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就下诏命令蔡邕等人校正石碑文字。

自从《五经》被校订之后，争斗的人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从李巡的为人看，他不贪慕名利，为人清廉正直，淡泊明志，在当时宦官干政，腐朽黑暗的大环境下可谓是难能可贵。

从李巡的事迹看，他看不惯士人为了一较高下而不择手段，于是自荐去改变现状，可见他也是一位有担当之人，是忧国忧民之人，他的精神足以令当时绝大多数的士人为之羞惭;

而他能与诸位大儒校订《五经》，可见他的学识不比那些儒者差，是一位有学识有有修养的好宦官。

在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宦官失败被杀，汉少帝和陈留王(未来的汉献帝)被部分宦官胁持到洛阳市郊，袁绍等将领带领士兵杀入宫中不分老幼良善，只要是宦官就杀。李巡很有可能死于那场战乱中。

熹平四年三月，灵帝根据此前杨赐、蔡邕、马日磾、李巡等人的建议，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的文字，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将其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使后来的儒生晚辈，都以此作为标准。

石碑刚竖立时，坐车前来观看以及临摹和抄写的，每天有一千余辆之多，填满大街小巷。

熹平石经的刻立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并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光和元年，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并将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悬挂其中。

在这所学校里，并不是研究儒家经典，实际上是探讨辞赋、书法这类灵帝感兴趣的学科。

灵帝重用出自鸿都门学的学生，他们出任刺史、尚书、侍中，甚至还有封侯。

太学的儒生往往鄙视这些人，拒绝与其为伍。

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但延续时间不长。

一因士族猛烈的攻击，二因黄巾起义，随着汉王朝的衰亡而结束。

鸿都门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文艺专科大学。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改变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

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鸿都门学的出现，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