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华对福建的提携不只是在粮荒期间接济福建民众，他从海外引入了番薯，福建正是华夏首先全面推广种植番薯的地方，此举的意义是无需多言的，另外，他还一手促使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港口都渐渐地被明政府“收为国有”，对外商贸不再被当地豪强势力把持，此举也惠及广大福建民众，更让许巡抚等福建官员感激不已。

许巡抚是一位非常高瞻远瞩的官员，他极力主张解除海禁、开海通商，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禁海的种种弊端和开海的种种好处，二十六年前，隆庆帝登基，许巡抚当时是福建的一名地方官员，他多次上书向隆庆帝进言开海、陈述利弊，为“隆庆开关”做出了很大贡献，漳州月港因此而成为华夏的对外通商口岸，所以，在这件大事上，他和夏华的立场是相同的，只是，他没有夏华的“外挂”，斗不过福建本地的豪强势力——那些豪强大族和他们在朝堂上的利益代言人是主张禁海的，这样一来，朝廷官方不跟外国人做生意，他们才能通过走私赚大钱——夏华先后创建新安和潮州市舶司、重建广州市舶司，促使福建豪强势力被迫让步，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市舶司得以重开，对此，许巡抚如何不对夏华感激在心？

不仅如此，许巡抚在对倭战略上跟夏华也是立场相同的，他在上呈给万历帝的奏折《请计倭酋疏》里很深刻地分析道：“…彼国诸酋，欲为秀吉之为而思攘夺之者甚众。阴谋伐国，构怨亦深。我朝对倭之策可为用间、备御、征剿，发内帑百万，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选练精兵二十万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

明倭高丽战争爆发后，明朝很多有志之士都提出了“反攻倭国本土”的构思，不只是许巡抚，还有金巡抚、御史徐兆奎、太仆寺少卿张文熙等，但许巡抚的策略和计划最为详细、最有可行性，因为他不但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敌我实力对比、具体出兵方略等，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倭国内部不稳人心不齐、丰臣秀吉政权会随着高丽战争失败而陷入危机、倭国很多大名心里怨恨丰臣秀吉等敌方虚实，他认为，明国想要消灭倭国，必须做好两件事：

第一，远征倭国本土的明军要以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兵马为主力，一来，此三地的很多军士以前打过抗倭战争，对倭军比较熟悉，二来，明国东北、西北、西南驻军难以调动，能用的就是东南驻军；

第二，要多往倭国派遣间谍以知己知彼，要联合倭国那些反对丰臣秀吉的大名，充分利用倭国的内部矛盾，里应外合地摧毁丰臣秀吉政权、征服倭国。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许巡抚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

历史上，对许巡抚等人的“征讨倭国本土”策略，万历帝是不反对的，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只是，朝中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反对和质疑，比如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恒，他在上奏给万历帝的《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中认为许巡抚等人的策略很好，但恐难以化为现实，最重要的是，讨伐、征服倭国本土注定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明国能否打得起实在是个大大的问号，毕竟明国财力太紧张，内部又不稳，西南杨应龙蠢蠢欲动，比起攘外，安内更加紧迫。

最终，万历帝放弃了征讨倭国本土的战争计划。

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同了。万历帝征讨倭国本土之心是非常强烈和坚定的，因为征讨倭国能让他获得三大好处，一是从倭国掠夺到大量财富，这一点注定明国反攻倭国本土不是亏本买卖，有了充足的资金，他才能对明国进行“脱胎换骨的大改革”，二是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华夏的倭寇大患，东洋得以永安，三是可让他威信、声望大增，奠定他“一代明君雄主”的基础，以后对朝臣们说话时底气十足，朝臣们对他的约束力将会大大降低。

至于束缚明军反攻倭国本土的两大客观因素，也不成问题了，财力，明政府和万历帝比历史上同期有钱得多，光是一个解除海禁、对外通商就让明政府和万历帝赚得盆满钵满了，况且万历帝还有办镖局、卖彩票、卖灯油等财源，夏华搞垮广东当地豪强势力、重创苏浙闽豪强势力又帮万历帝捞到了大笔外快；内乱，明国此时最大的内患就是杨应龙，但杨应龙在上次娄山关战役后被打得服服帖帖，压根没有造反的心了，就算贼心不死，也没有那个实力。

对万历帝来说，倭国本土他打定了，耶稣也保不住丰臣秀吉。

所以，许巡抚等人的“征讨倭国本土”策略深得万历帝的心，万历帝对他们大开绿灯，而在万历帝和许巡抚等人之间担任“协调人”的自然是夏华。

征讨倭国本土的第一步是把倭国军